意大利菲亚特铸造厂1963年的野猫斗争

Parable of the good boss, the good unionist, and the wicked worker

意大利1960年代“工人主义”的经典作品,关于1963年菲亚特汽车公司铸造厂的“夜猫”式斗争。早期“战斗性工人调查”的探索,也介绍了“阶级构成”、“阶级重组”等概念,关于工会如何限制了工人自我行动的分析。

原文:“Lotta alla FIAT. Un aspetto recente: il ‘gatto selvaggio’ negli scioperi delle fonderie e dell’Aeritalia”, Classe operaia, #1, 1964.
Romano Alquati(罗马诺·阿尔科蒂)著
英文翻译:“Struggle at FIAT (1964)", Viewpoint #3, 2013.
中文翻译:马新译、Karl Yanx校对
【本文为中文翻译初稿,修改后并加编译注释的版本将2018年在关于意大利1960年代“工人主义”的书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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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地分析了菲亚特【汽车公司铸造厂】工人近期采取的所谓“野猫”(“a gatto selvaggio”)1斗争模式的一些内容;本文并不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模式。本文是一篇“具体的”分析,但并不是由于文中所描述的事件是一种例外或是专属于菲亚特工人的“核心大众”(“nucleo di massa”),而是因为本文并不直接分析使这次运动成为“政治”(运动)的一般性,而是将这种一般性作为决定性的前提。(你在本文论述中所见的关于政治工人崛起(crescita politica operaia)的其他决定性组成部分,将在下一篇关于ALFA的文章中进行进一步探讨,下一篇文章由于涉及工人斗争进程的一般性,因此讨论也可以更进一步。)

1963年10月15日至16日,菲亚特的工人发动了自1962年六七月间以来最重要的一场罢工。6200名铸造厂工人“自发地”离开了......工人斗争第二天“自发地”扩大成了一场野猫罢工;10月15日周二,第4车间的早班工人毫无征兆地停止了工作,这标志着“正常”轮班发生了没有经过事先计划的停工,随后下午的轮班也停工了。

这场罢工的标志是其“模糊性”,而工人斗争在这种“模糊性”中利用了资本主义合作的生产联系!

铸造厂的第4车间是装配和维护车间,跟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的“专业主义”遗产保存得(相对)更为完好,但是工人们发起的罢工却是反合作和反公司的。事实上,铸造厂坐落于米拉费欧丽巨大建筑群的中央,还是不同关键生产流程(汽车、牵引车、卡车)的节点,所有生产过程均直接采用“世界性的”劳动分工进行联系,菲亚特(此时作为世界社会资本)通过将其统一起来而对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以下是罢工的基本和直接素材:菲亚特的工人斗争应该被视为工人对老板在国际维度上的回应,而不能直接被看成是“个人”或“单个”资本家与13万直接受剥削者之间的对抗,因为受剥削者在斗争中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总的运动的先锋。

野猫罢工并非一种由无法通过有组织方式进行集体斗争的工人所展开的无政府式的抗议形式。相反地,野猫罢工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因为野猫罢工是典型的“一般”斗争形式,所以就因为菲亚特是“全球性的”就把野猫罢工看成是局限于一家公司的内部部门和车间的斗争的有形联合,是非常荒谬的!野猫罢工于15日所取得的首场胜利,这场胜利在都灵之外对现代历史(正因为十分重要,所以这件事才鲜为人知)进行了阐释、去魅和传播,这段历史见证了一个工人组织在菲亚特不断发展壮大,直到能够赢得这种罢工:它完全不属于历史上已有的组织和官方组织。

菲亚特的野猫罢工推翻了一种老的观点,那就是工人斗争在这种水平上必须由特定的内部“核心”(“nucleus”)进行组织,这种观点在工人的反抗意识中形成了垄断。10月15日至16日的罢工直接由全体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大众”直接进行组织,这些人来自于参与生产的各部分工人:但是在此我们仅就近期斗争的一个特点进行阐明,这一特点并不仅限于菲亚特——1962年6月以后老政党中的少数“激进成员”在此处落在了斗争的后面。

自1953年和1954年国际斗争发生第一次剧变后,作为群众组织的意大利劳工总联盟(CGIL)就从菲亚特消失了。如今我们看到,一方面官方工人运动对意大利工人阶级开始“失去控制”,另一方面向自动过程发展的机械化进程是如何坚定地使工作朝着社会化的方向大步飞跃。

1956年在铁幕两侧发生的国际斗争的第二次浪潮加快了意大利斗争的高涨和转变:所以一场由工人直接管理的“地下”斗争在菲亚特重新展开。1960年后国际罢工的第三次大浪潮使得运动变得更激进,并在世界水平上进行大规模地联合,菲亚特工人公开地回到了斗争和经验的政治宣传中心,正是这种政治宣传让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统一、重构和整合了起来;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工人们重新为自己确定了斗争的方法和目标,进一步减少了“工会”的影响。从一场斗争到另一场斗争,从一种组织形式到另一种组织形式,方法和内容的同质化得到了增强:因为工人的主动权掌握在“紧密联系的社会大众”的手中,甚至是老板现在也必须仅以工人的“社会阶级”为基础制定提高产量的一般策略了。

在寻求进一步实现社会化的“流畅”路径的探索过程中,斗争进一步推动着资本。今天,老板的任务是推翻社会紧张局势内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政治障碍:即作为先决条件,实现对工人阶级彻底地政治控制以及获得工人阶级的合作,斗争对老板来说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并更强的“政治专制”。

合作和政治控制

意大利共产党保证斗争将“以要求为基础”,意大利冶金联合会(FIOM)保证他们将以更巧妙的政治方式对所有的斗争进行限制。

如果我们再后退一步将会明白,国际斗争已经如此迅速地侵蚀了“菲亚特体系”的边界(既包括“内部边界”也包括“外部边界”),以至于在老板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它们不惜面对失去对工人的政治控制的危险。

在中左翼的框架中,“现代合约”的平台再一次展示了老板快速夺取彻底政治控制的能力;这一平台需要工人通过工作的进一步社会化,与大规模的、合理化的生产力增长进行“合作”:“自动化”、“多元化设计”、“国家改革”;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大脑的角色已经被重构掉了,它们被囿于一种死劳动之中,囿于机器之中,尽管这种死劳动的水平更高了;资本主义生产以更高的合理性来对工人阶级进行管理,但是也令自身与工人对立了起来,并通过资本的政治支配对工人进行镇压。(以固定资本的形式)
如果工人为这份只写满了老板的需求的合同而奋斗,那么这场斗争就必定将变成(老板计划的)实施了。

但是本应居间促成这一规划的工会不再具有影响力。阶级的重构已经远远超出了La Malfa和Trentin的估计2。所以工人阶级成功地把上述的整个规划打了个措手不及:事实上通过出其不意地让10万名菲亚特金属工人加入合同金属工人的罢工,将所有的斗争统一起来之后,工人们在工厂的大门前、在纠察队中、在所有工厂、部门和区域发生的反对罢工由工会领导的广场斗争中、以及在罢工的民主计划中都展现出了团结性。在工人的这种团结性面前,老板的软弱一览无遗。通过统一斗争进行政治上的“自我暗示”3,工人阶级成功地在资本的飞跃中实现了自己的飞跃。工人实现了战略胜利后,视角发生了变化:现在“流畅路径”实际上变成了“突飞猛进”,变成了工人阶级在老板的政治控制之外进行政治组织和重新进行联合的时机。

好老板、好工会会员和坏工人的寓言。

因此:从正确的视角来看,老板的现代化和合理化规划将不得不对主动进行重构的这个工人阶级施加“合作”和政治“控制”。

工人阶级必须“长期”对抗老板“工业民主”的规划:工人阶级的“战略目标”是在国际水平上、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组织真正的“政治的”自我管理以对抗资本的“一般政治权力”。

为了实现斗争正在推进的这一近期“战术目标”,就要继续在老板的“政治控制”之外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再一次被限制在生产和资本积累之内,只不过是在社会水平上或在广场中。

工人阶级通过“突然的”飞跃利用了老板所赋予的这一角色,来确定资本“委员会式”4规划的形式,以将工人阶级的潜在政治霸权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更高水平上去。“非合作”的“战术运用”迫使5老板越来越多地去尝试更先进的规划,对在工厂内部形成的工人紧张局势进行“改良式的恢复”,这些规划随后遭到反击并被粉碎了,进而牵制了老板的“战略”计划。

工人的“非合作”破坏了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这些计划,因要只有工人阶级团结一心,像毛细血管一样在生产过程中联合起来,(非合作)就能发挥作用......今天,(资本主义)发展规划和政治基础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大规模政治事件要么被神秘化成了“技术”上的变迁,要么被神秘化成了直接的“反抗性”。

工人阶级以它所拥有的武器进行反抗:“自发者”(即accusation)就算任用那些不成一事的人,也不应该任用那些责备工人阶级一事无成的人。正如在都灵法律广场(暴动)中发生的那样,没有一位工人误以为这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所必须的暴力行动,所以也没有一位工人误以为这种“非合作”的使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性的政治斗争。在1962年7月发生的瓦莱塔停工中就已有工人认识到将“鼹鼠挖洞(mole’s work)”变为最新占领区的急迫重要性了,这样就可以利用长期组织方法加强自身,对抗老板的有机反击了。

在菲亚特协议被推广至新合同后,菲亚特面临的一般斗争循环运动将选出并重新开展相关组织形式和目标,这些组织形式和目标只会更好地对老板政治计划的更高层面进行反击。

“非合作”的第一次临时行动轻易地取得了胜利,因为老板采用的战术只能是向团结一致的工人再次提出此前已经被拒绝了的“厂内工会”的最新形式:在1962年至1963年的冬季,这些形式确实失败了,刚开始是在菲亚特和ALFA失利,然后是在所有的地方都一败涂地。

非合作不是一种在劳动过程中制造混乱的手段,野猫斗争不是一种阻碍劳动过程的方法:但是不出意外的是,老板的报纸和新闻通讯却达成一致,它们将工人斗争的实际政治意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给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所带来的巨大政治可能性都隐藏在了在“破坏行为”这种古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形式的背后。

在“合理化改革”后的公司中所出现的更加典型的长期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现象的基础是,只有集体化的工人才知道劳动的对象已经通过模具和“标准”的工作指南而发生了“改变”。资本的职员(工会会员或个体资本家)不会因集体工人被迫经常“违反”相关规定的这一事实而感到惊诧,工人的目的是为了在其自身的理性范围内平衡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这一体系的根本非理性,正是在持续不断的创新中才能实现对资本的控制和生产力提升6。

然而真正令他们惊诧的是,集体工人将在政治重构中摧毁生产的“合作”,其中“机器操作员”(addetto macchina)沦为“质量控制人员”,或者“技术人员”、“专家”甚至是“工程师”的“管理”职责不断下降,以至于他们最终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然后所有人联合起来形成“工人阶级”,他们利用对(把他们囚禁起来的)现实劳动过程所进行的管理,来对老板再次对他们进行政治控制的规划展开反击。

朝着“野猫”罢工的方向

工人通过“非合作”所建立起的认识和组织水平所使用的一系列具体形式,面对在全球资本主义前沿上达成了政治组织并联合起来的老板,而变得越发决绝......然而到了1963年,工人迫使老板绕过工会,而自行采取措施以试图控制工人:(老板)要求工人们将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自主”组织进行具体化,并以有助于发展合理化功能的方式提出有益的要求,而失败的“工厂工会”无法提供这种合理化功能。1963年7月,工会(对外扮演的角色是资本“民主”进程中的宣传者)采取了另外一个有趣的步骤,工会向工人提出建议,工人可以“自主地”进行组织,但是工会必须扮演调解角色,这便是“工人控制”(“Controllo Operaio”)计划。但是工人已经控制了生产,由于老板通过对合作的收益进行监管来控制着工人,并将工人“联系”到以“到场”为基础的总产出上,所以工人拒绝踏入这一陷阱,一切将永远处于谈判中,从现在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资本的“委员会主义”7就此产生,它认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就是对斗争的控制,这种控制的形式应当是工人的“自我控制”:即工人赋予自己权力,自主地在老板的长期计划内开展斗争,在更加一般化的水平上对工人的自我管理进行制度化。这一替代方案介于两种延续性之间,其一是通过对整个斗争进行民主控制的方式以实现资本的延续性,另一种是斗争日益无法控制的“延续性”。8

1963年,只有在第17车间才发生了(其中的三场)显然属于老板的“ordinovistico”计划的罢工:罢工以地方性的借口自发性地展开,虽然工会不顾后果地大造声势,要求工人们将这种形式推广到所有的部门,因为“这样做很好”,但罢工一事无成。尽管在所有的部门中,工人们完全意识到了拒绝按照工会所要求的联合形式组织斗争的政治意义,但是他们还是拒绝扩大斗争范围,因为上述方式是一种在资本内部对“工人异见”进行民主制度化的形式。1963年,工会的处境不佳,但是工人斗争通过“非合作”的形式不断扩大并统一起来,并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政治讨论的激励,工人的“隐形组织”通过讨论变得更加明确并得到了加强。工人在生产节点不断举行政治会议,这一举动随后发生在“工人城市”更广阔的社会构成之中:年轻人是这些人的先锋。菲亚特的工人有意地去收集、批判和筛选国际工人斗争的经验,以找出看起来最适于对老板正在筹备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总攻进行反击的形式;特别是在巴黎“地铁”工人罢工后,他们特别赞赏在合同式罢工没落后已经开始在意大利萌芽的野猫罢工。

工人们最喜欢野猫罢工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预见性:不可预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又会进行罢工。这种工人斗争形式的政治影响范围体现在:a)工人斗争需要“隐形组织”,一种未进行制度化的组织,一种未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自主组织的组织;b)通过持续不断、出其不意地轮流使用各种罢工战术、方法、时机和地点实施斗争;c)它没有要求。

因此明确的是,工人并未将其视为斗争的唯一形式,但是工人们确实将其视为最先进的“非合作”形式。

野猫罢工并非摒弃大规模罢工或广场斗争;这些形式可以交替进行,反复开展,相互支持;但是野猫罢工的维度有所不同。一个政治组织的任务不是以预先确定的方式计划野猫罢工,因为这样可能带来由于罢工可以预测而让老板能够控制罢工的风险;与其相对,组织必须协助促进罢工,而且为了组织罢工并将其扩大,只要存在工人的“隐形组织”以使野猫罢工成为长期事实而存在就足够了。

因此野猫罢工不是革命性政治斗争的一种模型:今天野猫罢工依旧在拒绝(联合斗争),工人们也意识到了这点。

铸造厂继续罢工

但是(为了证明“隐形组织”确实意味着拒绝进行组织的对立面),工人经过讨论后转而开始以“可见”的方式展开罢工。8月1日(就在《野猫》报纸的发行被都灵所有知道并讨论此事的工厂热烈欢迎并广为传播之后),工人们差一点就在全菲亚特的关键车间——第7车间展开野猫罢工。但是罢工最终没能在第7车间展开,反而于10月15日在铸造厂组织进行。现在我们能够准确地认识到罢工工人拒绝诉诸新的内部委员会(Internal Commission, C. I.)的重要性了,尽管工人们5天前才刚刚把他们选出来!即使工会通过小册子向工人们提出恳求,工人们还是停止了斗争。

“替代方案”无法在工厂里找到替代方案。根据国际资本的意大利分部、神秘的维托里奥·瓦莱塔9的记录,工人们已经在金属制造工人工会(FIOM)进行了投票,提议扔掉“官僚”的每个“借口”,并再次绕过工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工人回应的巨大重要性,清楚工人的回应成功地摧毁了另一个规划:工人们想要的不是像CI一样的老式“垃圾贩子”。因此瓦莱塔派出工头找到CI的成员,让后者组织代表团,但是工头们认为还没有到将刚刚成功组建的CI和不断增长的利润一道弃之不顾的时候:之后老板直接派工头们去见罢工工人,这样他们就能把代表团选出来;接下了差事的工头们亲自挑选了几名工人,让他们去见管理层,后者告诉这些工人,关于工时的长期谈判将再次开启......

但是,在面对这出工会闹剧时不屈不挠的工人们承认,他们自己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斗争带有特殊性:第二天,也就是10月16日周二,第4车间的罢工进一步扩大,演变成影响到了菲亚特其他工厂的野猫罢工。工人们在没有提前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关闭了第3车间的一部分,并将消息传给了第2车间的各个轮班,包括质量控制和叉车司机;在位于斯图拉的菲亚特 OSA,工人们出其不意地停止了三个轮班的工作,并在所有部门出其不意地展开罢工(例如在菲亚特灵格托工厂,很多车间的工人将车间持续关闭了好几个小时)。仍然没人通知CI;没有建立组织机构,也没有提出要求;几千名工人在周二以这种方式展开了罢工,他们的经历甚至传到了都灵以外的工人社会中。

工人们拒绝提出要求

在10月15日至16日的罢工中,工人们的革命意识和意志终于找到了表达方式,那就是拒绝直接向老板提出积极的要求:但是工人们都知道这场罢工所回应的是老板的另外一个凶猛的挑衅,那就是对实际工资展开攻击:通过对动产(Ricchezza Mobile)的扣除,工人们的工资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再一次,只有当面对老板时,工人们的态度才变得“不理智”了起来......

为了扩张,老板需要工人的购买力得到提高:这一关键难点在中左翼开始相关计划前就已初露端倪。但是他们的计划无法应对该问题:首先,因为他们放弃了斗争,也不再通过斗争争取实现工资方面的“突飞猛进”;第二(与第一点同等重要),因为工人的斗争导致了成本的提高和生产力的相应下滑:这对那些号召以分享财富代替合作的人来说就确实不那么令人乐观了......但是直到老板比工人在政治上更具有组织性之前,尽管工人们可能因为无法提高自身购买力而暂时陷入困境,但是坚持一般化的、不可修改的工资要求还是会造成严重的暂时性劣势,老板可能通过大型的改良主义组织机构来回避这一要求。事实上,就连工会分子们都反对“冻结工资”的做法,以至于他们开始支持同一批工人采取“提高成本”的战术了,因为这可激励人们对创新和结构性改革进行投入......同样地,工人们选择了这条路径(变成了通过“非合作”来缩短工作日),因为这让他们始终将斗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由于斗争情绪的高涨,1960年以后菲亚特的工人们从“外部”经验中学习到了如何“挑衅性地”利用工会在合同式平台所提出更高的、具有煽动性的要求:时机-工资-人员-工时,所有内容,立刻进行(tutti e subito);例如,在将“时机”同拒绝接受激励措施和计件工作联合起来的过程中,工人不再让工会在罢工中扮演任何指挥角色......(在6月的罢工中,“要求主义”的整个立场,连同合同工会主义的维度,都暂时崩溃了)。

6月以后,联合起来的工人使老板面临着瓶颈,这迫使老板向工会就显然不在合同之内的内容请求真正的停战,早在1962年秋季来自于工人的压力就已经大到足以迫使工会不顾一切地重新提出相同的内容,以试图疏解施加在“工厂工会......”之上的压力。

1963年夏季,情况出现了反转。焦头烂额的老板派其走卒四处试探工人们的意向,并得到了明确的答复:“从你那里,我们什么也不要”;工人们只奋力争取自己的政治组织:今天是老板被迫对工人发起挑衅,试图通过更高的条件笼络工人,但是工人们的回应却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的灰......

10月15日至16日的罢工调动起了10所有的灵活策略,因为工人们的回应成功地从“非合作”中恢复了过来,而非合作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政治”回应,即对老板的“政治”目标进行反驳。工人经济水平的提升甚至对于那些政治上联合在一起的工人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然而,稳定下来的“劳动分工”却反映了阶级的分裂。满足了的要求和经济增长让工人们不再与工会进行对话,这种对话现在却反过来(由工会)再次向工人们提出:但是工人们自己坚持革命性政治组织的视角。

10月16日,对于工人拒绝提出要求的回复,工会做出了回应,在CI内部达成“团体”一致表决,让整个事情变得好像如通常一样合规的拒绝,并重新开启了长期谈判、立法改革和市民的民主游行(“家庭主妇”和“商店主”站在前列)以抗议“生活成本”(的上涨),就好像这就是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一样。不出一个月后,局势变得更加明朗了,工人们在菲亚特的阿利塔利亚工厂展开了另一场毫无前兆的罢工:这是一座位置偏僻,经常被忽略的工厂......

不满情绪一直弥漫开来,老板通过在评奖时的区别对待进一步火上浇油,老板打算通过“职业性”的利己主义来保护自己......11月14日上午,工人们一进厂就关闭了加工机械和测量部门:两个小时后,一些工人开始通过仓库传播罢工的消息,板材加工负责人听到消息后也停止了作业:这场罢工没有代表,也没人通知CI。只有当[部门的]负责人被迫走上前询问工人的要求时,工人才提出要求,挑衅性地提出每小时增加50里拉,“如往常一样适用于所有人并立即生效”,工人们十分清楚工厂没有可能满足这一要求,他们也清楚,通过提出这一方案,他们不仅摧毁了“政治性”的偏见,还摧毁了工会通过工资合理化而参与斗争的努力。让CI介入的其实是管理层,CI在介入时甚至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罢工。工会和老板一唱一和,却仍然完全没能进入工人的斗争之中:对于工会来说,工人们只给了一个多小时来(让老板)实现50里拉的加薪,因为一旦时间到了而工人们又没得到50里拉,他们将继续罢工,不再理会再次启动的、充满波折的谈判,这次谈判在“所有层面”上都出现了分裂:因为“部门”谈判属于关于工时的一般性谈判,所以第12车间又复工了,关于工人要求的辩论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被大肆宣传,但是毫不气馁的工人第二天继续罢工,整个上午工人们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而将这一阵地甩给了老板和工会:正是这一点才是斗争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通过斗争进行交流

这场罢工是工人的政治联合和政治能力通过发起斗争而进行快速传播的又一个范例,在一般的层面上,工人们与此相关的政治经验确实得到了增加,可以把工厂“内”“外”的整个社会构成利用起来。

在自己将斗争的核心联系在一起、以及将物质联系的渠道和形式稳定下来、还有组织大规模的互助纠察队、或在约定的时间在广场集会等几个方面,工人们学习的很好。今天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政治上和主观上将斗争统一起来的问题。

菲亚特阿利塔利亚工厂的工人甚至在《野猫》报纸还未在本部门传阅时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这份报纸的存在。米其林(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的工人同时也知道《野猫》的存在,并发起了意大利化学和石油工人联合会(FILCEP, Federazione italiana lavoratori chimici e petrolieri)的工会罢工。

工会确信它完全有能力进入米其林这种一般的“工会主义”机构中,因为工会证实米其林公司已经发生了两场“自发”罢工,罢工显示出公司内部存在很大的压力。所以工会的行动仅限于(通过小册子问卷调查)询问工人现在更倾向于推动哪种形式的“联合”斗争(......但是事实上,问卷不怀好意地向工人们暗示应该选“好利获得公司的模式”......)。显然大多数工人都没去参加“工会化的”罢工(如他们所说):那些可能参与罢工的人是不会组织纠察队的,是不会宣布与参与纠察队的人和平相处的......双方都认为无法取得经济收益。双方有着同样的斗争意志,都与菲亚特的工人或蓝旗亚的工人进行了一样的讨论,涉及工人超越部门维度、展开斗争的必要性,以便采取更具决定性的举措,让革命性政治组织的前景更清晰。

这一过程甚至包括位于伊夫雷亚的那家著名的好利获得公司的“表达斗争”,好利获得无疑是唯一一家尚未明确否认与工会存在关系的大公司:甚至是在这里,“年轻人”还是轻而易举地绕过了工会的表达形式和截止日期。他们对工会关于将计件工作进行合理化的要求完全不感兴趣,却对老板有着极大的政治关切,这是由于就算他们“脱离控制”,变得不可掌控,以至于为了保住脸面,工会被迫在其措辞的外面披上“野猫”的外衣......这种发生在好利获得的、趋向于解体的趋势,使得300名“教练”(即拒不参加罢工的顶班者,他们专门为他人设定时间)都与其他人一起自发地展开罢工:这是一种在老板的控制之外实现了相当程度政治联合的标志,以至于不得不将其保密。

工人斗争在网络节点11上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政治潜力,政治经验的最大程度集中有助于工人的最大程度集中,并在公开斗争中以极大的强度进行筛选和发展:从此,这种节点的激增就像一股浪潮一样在整个网络中重新启动了逐渐统一和政治成长的运动。一般斗争的浪潮可由化学工人的合同罢工引发,然而却无法像那些漂亮的彩色贝壳那样提出革命性政治组织的最终模式:但是这可以说是向前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有道理去断定一般情况可能还未积累起足够的势能以吸引菲亚特的工人加入进来以确保(这一局势),并发动新的大规模罢工:事实上,即使是在菲亚特开展野猫罢工,也有助于提高整个运动的政治性。

但是工人自觉意识提出的问题涉及过程的指导问题,以及通过大众的先锋来加速这一过程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据的是在一般政治权力斗争中进行改变的战略。在野猫罢工之上开展长期斗争最需要的是远见、理论、组织、战略上的“超越”,只有这样然后才需要在革命政治斗争的国际组织上的“超越”;否则,就算已经提出了对特殊性和劳动过程的“超越”,工人们自我表达的自觉意识实际上也远远无法“超越”到什么地方去。

菲亚特显示出的迹象虽然有限,却将是首次出现可能真正“独立于”资本积累的政治组织形式,因此可以认为这种组织形式能够扮演起在战略上指导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角色。在菲亚特,就像在整个意大利工人阶级中一样,工人们已经目睹了最后的战役:今天,在对集合起来的老板进行反驳的“特殊性”中,我们找到了拒绝工人要求主义和拒绝阶级合作的新的战术应用。我们已经在朝着充分利用这些武器的方向发展,将把它当做革命性决裂的战略武器加以使用。

注释

1. 阿尔科蒂继续在全文中对a gatto selvaggio加引号。但是我没有再加引号,一是为了保证阅读的方便,二是因为跟很多其他直接引自于工人或直接引自于老板、工会和政党标语/口号(parole d’ordine)的术语有所不同,野猫这一术语已经众所周知。所有注释都是英文译者所注。
2. 两位意大利的政治家:乔治·拉·玛尔法在1962年任预算部长期间推出了《Nota Aggiuntiva》,该报告涉及意大利经济中由来已久的不平等现象,并试图通过规划将其合理化。该报告是“新资本主义”架构下中左翼经济改革举措的标志性文件。拉·玛尔法也因此受到意大利产业总会的抨击。布鲁诺·特伦廷以前是游击队员,后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家,金属制造工人工会和意大利劳工总联盟的总书记。
3. 这里是在回应autogestione,这一术语在这一时期的意思是“自我管理”。
4. 阿尔科蒂使用的是ordinovistico,该词在阿尔科蒂的著作中属于更少见更生动的措辞。这一术语起源于1919年开始发行的《新秩序》周报(L'Ordine Nuovo),该报由葛兰西、安吉洛·塔斯卡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后成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主编。这个词的立场是委员会式的左翼共产主义(councilist left communism),该立场认为工厂委员会可以形成基本单元以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博尔迪加将这种立场视为工联主义,几年后葛兰西也放弃了这一立场。(请见第4章,Hill, Deb J.所著Hegemony and Education:Gramsci,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Revisited一书,兰哈姆:莱克星顿出版社,2007年。)阿尔科蒂对该词的使用是对战后发展计划的奇怪反讽式置换,这些计划欲将内部异见、工人知识和劳动的社会化统统资本化。
5. Costringere这一动词在本文和阿尔科蒂的其他文章中多次出现,指的是力量或强制,但也有约束的意思:约束老板,限制老板的选择直到老板被迫采取唯一可行的路径。
6. 请见我对一篇深入探讨这种“违反”的介绍文章,文中讨论了“违反”对Tronti和Panzieri关于机械、资本发展与工人认识之间联系的理解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7. Ordinovismo。请见脚注4。
8.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区别:资本及其调解人(工会、CI等)的一方坚持并依靠斗争(单数)的团结性,而工人和社会的对抗方则依靠斗争(复数)“延续性”的联合,这种联合既不能被控制也不能被当成是事实上的团结性。
9. 维托里奥·瓦莱塔(Vittorio Valletta),于1946年至1966年期间担任菲亚特的董事长。
10. 请见我对一篇探讨阿尔科蒂异常地喜欢使用动词bruciare文章的介绍,bruciare的意思是燃烧、点燃、使着火,该词的使用让阿尔科蒂极具技术性的文章带有了一些反叛的味道。.
11. Network(网络)的概念在阿尔科蒂晚期的著作中出现频率更高,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1967年的一次关于阶级构成的研讨会上宣读的“Capital and the Working Class at 菲亚特: A Mid-poi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ycle”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