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暴乱?

为什么要暴乱

美国“第零代”的一员以自己从小长大的经验来辩护为什么要参加西雅图2012年五一劳动节的暴乱事件,从而分析全球资本主义最近几年“暴乱时代”的现状和反对它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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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来源:Ultra-com.org

以下版本省略了注释,为了看注释请看附件的PDF。第二个PDF附件是繁体字版。

201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就是两年前,大约400到500人参加了超过10年以来发生在西雅图最大规模的城市暴乱。数以十万计美元的财产被破坏掉 ,华盛顿州宣布进入二级紧急状态。紧接着第二天,各大报纸头条充斥着关于“城外的”戾气十足的安那奇分子的恐怖故事。

而这起发生在占领西雅图运动尾声的事件,很快成为了联邦、州和市一级各单位扩展调查并对政治异议分子进行监视和镇压的秋后算账的借口 。当年秋天,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几个安那奇主义者没有被指控就被直接送进了监狱 ,他们在几个月后被释放出来仍然没有正式的指控文件 。他们的房子被警察突击检查,以搜查与安那奇主义相关的文字宣传品和黑色帽衫 。直到一年以后,他们仍然被跟踪 。

我,就是那五个最初被指控为2012年5月1号的“罪行”负责人之一 。为了避免两项重罪被审判,我只能对一些轻罪指控认罪 。我于2013年秋天认罪并且在冬天服完了大部分刑期,在此期间我在金郡(King County)的劳动教育中心呆了三个月。严格地说,作为“替代监禁的方式”,住在劳动教育中心实际上意味着不能外出工作,接受教育甚至治疗(包括精神健康和毒瘾)式的全天候监禁。

这些事情的发生使我处在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境地,因为我是少数为2012年5月1号包括“暴乱”在内的特定罪行认罪的人,也正因为此,在我从暴乱背后的策略和情感方面谈论甚至为之辩护,我都不会对将面临的危险有太多顾虑。这绝不代表我所说的可以彻底代表其他人为什么会参加这一次暴乱。他们基本上成功躲过了多数指控——于他们而言是一件好事——只是还有一项关于打破一扇空的法庭的窗户的联邦指控依旧悬在他们头上。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在免受压迫的情况下谈论暴乱以及为自己参与暴乱辩护。

在此声明:我并不是为参与2012年5月1号那次暴乱的任何团体说话。据我所知,这一次暴乱并不是事先策划的。另外在这次衍生出的反资本主义游行,严格意义上说是占领西雅图运动中的事件,是在公众大会的时候策划的。我甚至不是为了这一次特定的暴乱而说话,相反,我是将暴乱作为一个概念为所有类似的暴乱说话。“为什么暴乱?”这个问题指的并不是为什么要参与这一次特定的暴乱,而是指:根本上为什么要暴乱?接下来的就从一个暴乱者的角度对这个普遍性问题的分析。

所以,我说这些只是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我想为暴乱是“普遍的策略”的说法进行辩护并且想解释为什么一个个体要参与进暴乱当中。在这里,我试图辩护的不仅仅是打破玻璃的行为,而是暴乱本身。这个听起来很危险和丑陋的词总的说来与犯罪相关并且实际上犯罪也经常在暴乱中成气候(就像伦敦2011年发生的一样),这往往和所谓的文明社会不相调和而被毫无逻辑地理解为是纯粹不理性的行为,并且这一定论是毫无可申辩的可能性的。

虽然如此,我还是想致力于为暴乱进行辩护和解释,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暴乱时代(Era of Riots) 。全球的各种暴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激增。同时,它们代表的是即将到来的未来,这一点无论是在西雅图或者雅典或者伦敦,亦或在广州以及开罗,都是没有区别的。

我是谁?
我是自大萧条以来最贫穷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们生在“历史的终结”的时期,我们见证了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繁荣悄无声息地蜕变到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的“新常态”。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任何希望来创造比我们父母辈所创造的更好的生活水平了 。我们继承的是在未来长期停滞的经济 ,一个处于崩溃临界点的生态环境 ,一个由财富创造并且指向财富的政治体系 ,激增的社会不平等 ,情感上的萧条以及从属于消耗型消费的高度分子化的文化 。

最近的经济崩溃给我们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 。Pew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 ,35岁以下人口净资产中位数从2005年到2009年之间下跌了55个百分点。于此同时,65岁以上人口的下跌比例只有6个百分点,这只占年轻人下跌的一小部分 。这个结果表明,我们计算收入时将债务考虑进去的话,财富不平等的代际化趋势越发明显。65岁以上人口的净资产中位数是170,494美元,比1984年增长了42个百分点。相比同一时期内的情况,35岁以下人口的净资产中位数下跌了68个百分点,使得现在年轻人的净资产中位数只有3,662美元 。

尽管有把懒惰与权利关联起来的文化叙述传统,这种代际差异并不能归因于教育和努力的缺乏(我的这一代人是受教育程度最好的一代人,同时也是工作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的一代人)。刚才提到的Pew中心的那份研究还提及到,美国老年白人就是这个“好时代”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在一个有着便宜的住宅和教育的年代成长起来,享受着国家的各种大众福利,以及享受紧跟在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创造型毁灭”之后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他们自己并没有经历过那些战争和危机。

然而我们并没有继承到老一代美国人的工作却继承了他们的债务 。现存少有的保障,例如他们的最低生活工资和在工会中的位置,当他们退休以后将会被取消掉。他们以前工种将会被拆分成三到四个不同的非熟练工的功能模块,并由临时工来完成。自从“复苏”以来,伴随着持续变高的失业率,所谓的就业增长整体上以低工资、工作临时性高或风险高的形式存在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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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文字:“22岁就能买房,告诉子女们他们已经很幸运了因为他们可以支付200美元一部的智能手机。”(虽然他们一辈子不可能买得起房子。)

图下文字:基于大众在复制好的图片和句式内“填词”的米姆政治讽刺文化在金融危机以后很流行,表达人们对这种代际分化的看法。

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在被父辈从各个方面洗劫后,我们的未来的只剩下在两到三个零散的兼职岗位上被雇佣,这些岗位鲜有上升空间,举个例子,在健康服务行业,我们简直是拥有好得不能再好的特权:赚取最低廉的工资为洗劫我们的父辈擦屁股。

这一点都并不巧合:当我们每次听到一个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说我们这一代是怎么养尊处优,以及他们是怎么在夏天的时候为了挣大学的学费而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在心里面计划怎么把他们开膛破肚,然后在黑市卖了他们的器官来偿还我们的学生贷款 。

我从哪来?
与此同时,这种经济的大洗牌导致了全球商品生产地和生产者的秩序重组,也造就了经济活动集中在美国 。那些最适合作为全球物流系统枢纽的大都会地区,伴随着高科技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聚集而发展得最好。这些大都会都变成了“都市宫殿”,它们坐拥着高度集中的所谓的“文化资本”以及重新设计过的市中心 (别提清理掉那些不受欢迎的人口有多容易了 )来吸引游客和外国权贵们。

不仅如此,大片的国土直接地被废弃为荒地,在这些荒地上资源的获取行为不是高度机械化就是成本过高。农业产品在政府的高补贴中被制造出来,小型的城镇被迫在工业化种植∕养殖,粮食加工,废品管理,仓储或者私人监狱等最不受待见的产业上互相竞争。在很多地方,非正规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这一点可以和全球范围内贫民窟大量出现的趋势对应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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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所成长起来的那个美国

我来自于这些荒地中的一个。这片荒地上大多数的工作都是非正式的,而大多数正式的工作都是低下的脏活累活。在这里贫困率,失业率,慢性病患者数目,文盲率以及换精神疾病人口比例都是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到三倍。在西海岸最穷的郡保留地几公里以外的拖车公园 长大,刚才上面提到的那些结构转型带来的后果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体验。我来自这样的一个美国——大部分都是这样 ——在那里大麻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孩子们吸食黑话叫“Special K”的毒品就像吃Special K牌早餐谷物一样平常,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唯一一起工业复兴的事件是街那一头的废弃工厂被人变成了一个冰毒制造窝点。

而我因为一些狗屎运气,成为了那里为数不多的能够挣到足够金钱逃离那个地方的费用的人。刚到达西雅图,尽管我有学位我还是被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的最低端。不同于那些被评论家们宣称为暴乱者将西雅图当做他们的游乐场的郊区青年,我在厨房里面老老实实打工。这使我我成为了成千上万的无论是在港口拖拉货物的,在南郡的仓库工作的,清理市中心丛生的写字楼的隐性工人大军中的一员。事实上,这座城市正是依赖于我们的工作才能运作起来。

在暴乱的时候,我正在为南西雅图的食品成品批发厨房的最低时薪基础上能增加10美分而努力。在那里我们生产数以万计的城市里高级咖啡店和写字楼所消费的成品三明治和沙拉。毫不夸张的说正是我的全天候工作计划(在占领西雅图运动期间,我每天都是在早上换班以后去参加占领运动)保证我能够在占领力量城市的时候还能喂饱成百上千西雅图市民。但是之后发生的却是,我被那些KIRO 电视台的神经质的评论员们说成是来自于混乱中心(也许他们指的是波特兰?)的外地帮派分子并且怀着操翻西雅图的不良居心。而西雅图,这座城市的人吃的食物恰恰是我拿着那少的可怜的工资为他们做的。

尽管那些有钱的西雅图市民总是以一些后工业时代的说辞和无忧无虑的成功来为自己树立形象,事实却是这样:像世界上其他城市一样,西雅图依靠着我们称之为双重劳动市场(劳动市场分割)的东西 。高一级的熟练工劳动力,文化产业,金融与生产性服务业凌驾在第二级的熟练程度较低,低报酬,低晋升空间,高流动的工作之上。
这就产生出资本主义内的一个基本的空间性问题:尽管在制造业和资源性采集行业中那些脏活险活都外包转移出去了,富人也绝对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穷人。监管的增加 ,监禁与驱逐 ,警察的军事化 ,慈善基金会们防止叛乱的软化措施 ,致力于社会公正的非政府组织,保守工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贫困的皮条客等都是试图控制这个问题的各个维度的手段 。暴乱,是所有这些手段都失效以后的结果。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和压制的时代,这些折衷调和只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所以在所有那些关于“外来者”“安那奇分子”的媒体评论和其他的试图向还没有参加进暴乱的人混淆视听的措辞中,有这样一个一直被歪曲但是却是最简单的事实:宫殿里面的窃贼事实上就是那些仆人。

我,那个令人恐惧的,不理智的暴乱者,就是你。

我为什么不去参加一些更加建设性的抗议方法呢?
另一种普遍的论调在于从道德上评价“好的示威者”和“坏的示威者”。那些暴徒某种程度上“渗透”到了游行中。他们把游行引出“真的”诉求轨道。他们将“正常”人从当天的正常事件中来开,就是为了破坏已经提上议程的改良活动。

这里的潜台词假设好像存在得有“更好的”示威者形式一样,并且,我们这些暴乱者并不做这些更好的事情。这种话语产生出往往是一些小小的讽刺,这在本地的另类周刊《陌生人》对比快餐业工人谈判性被逮捕策略与五一暴徒躲在印花面巾后面扔石头却不做任何实质工作的行为时最为明显 。当时快餐业工人所做的是极富勇气地坚守阵地并且“主动要求逮捕”。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我本人既是那些暴乱者中的一员同时又是那些快餐业工人中的一员——从一开始快餐业工人运动启动的时候就参与进去,在第一次罢工中我领导了我的工作场所部分的行动,策划了中间行动的一些部分(包括针对工资盗窃的示威,尽管之后的暴乱事件才是我被逮捕的原因),我还短时间地接受了一个与Working Washington一起工作的为期两周的带薪职位,主要工作是组织第二次的罢工。
那些讽刺的情形之外,在运动中还有这样的一种有问题的前提假设,那就是这种高度谈判指向,完全受控制并且对大众毫无威胁的活动从长远角度看来会更加有效。当我参与进快餐业工人的罢工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快餐业工人才自发参加的,而这一活动的短期目标是在城市中的食品工人中间建立工人力量。除此之外,基本没有任何针对改良的组织行为(通常是急需的)能够克服改良本身,这在今天就像在雪崩时往山上走一样——于个人而言你迈出了那一步,但是实际上整个地面却是在往相反的方向移动。

相对于50到60年前经济繁荣时期的各种缝缝补补式小改革,例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应对通货膨胀,加强对于工资盗窃行为的法律监管,以及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今天我们更需要的是高能动性的努力和大众动员。即使在谈判桌上仅仅因为展示“诚意”的策略性需要而牺牲掉百分之九十的原始诉求的时候,它们依然适用。

我为什么不喜欢资本主义?
对于这个话题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谈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自己去探索 。排除掉其他因素干扰,这里最基本的问题在于经济本身只是一种绑架性情形的幌子,在这个情形中绝大多数人口在一种隐含的暴力威胁之下对极少数的人口产生依赖。

如果我们挑战这个制度的无限度地积累资本的生产能力时,这个制度就会进入到危机当中——以下是对危机的最基本的定义:当盈利增长变得缓慢,停滞甚至是倒退。在任何这种资本积累受到挑战的时候,无论这种挑战是来自于位置不佳这样的权变因素,还是来自于像刻意采取抵抗态度的人民这样的主观因素,那些掌权(富人)者就会开始杀害他们的人质。

这完全就是在过去50年的经济重组中所发生的事情。任何一个对低工资、取消社会服务表示出抵触情绪的美国的地区在大约2014年的时候,都被这个体系像被撕票的人质一样被抛弃,这些地方有:密歇根州底特律和弗林特,新泽西州卡姆登,俄亥俄州雅典,密西西比州杰克逊,西弗吉尼亚州的采矿城镇和北内华达州 。

然而又不少的城市(像纽约和西雅图)因为侥幸逃过了这种命运而为自己能够当一名“好人质”而自豪。这些城市之所以没有在这场被操纵的新自由主义轮盘赌游戏中输得精光其实是靠那么一点点的地理因素(通常他们是港口城市或者是吃老本的金融中心)以及他们对于富人为所欲为的绝对容忍态度。公共物品以最低廉的价格被出售掉;市中心也因为一些大财团的心血来潮而被重新改造成零售、金融、房产的集中地;税款(伴随着在未来免税的许诺)直接被当做贿赂送给了像波音公司或诺德斯特龙公司这样的几个游戏大玩家 。

放眼全球,现存的这个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显示出彻底的失败。纵然它勉勉强强地在殖民主义和战争造成的大量牺牲之后发挥了一下提高总的生活水准的功能,但是我们很清楚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撇开上面提及的几个例子,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点。奴役现象在全球的增长率比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高 。机械化旨在把大量的工人排除在产品生产过程之外 ,甚至可以说这种生产率的增长完全是在富人的掌控之下。金融和投机行为的实质就是导致了全球食物价格的飙升,制造饥荒和因食物匮乏引起的暴乱。与之相对应的是这样的情况,全球谷物储量的大多数都被掌握在了四个大公司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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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奴役现象正在增加

与此同时,全球基本货物生产的大多数都集中在几个地区——集中在像伦敦、纽约和东京这样生产性服务业GDP产值高的大都会地区,也同时集中在像南亚和东南亚这样的“世界工厂”。这些货物的生产被例如沃尔玛和亚马逊这样的不同的低工资零售商所主导,同时也被像富士康或者裕元这样有大量代工订单的制造商,在这些地方外来工的生活通常被一种准军事化的方式监管着 。

生产过程的高度集中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财富的集中相一致。即使是在所谓的旧的“第一世界”中,贫穷和失业在最近的危机之前就一直在增多 。希腊与西班牙只是这股趋势最明显的信号。在美国,这种趋势因为种族问题上分歧最为明显。城市和学校恢复了隔离制度,尽管这种“隔离”跟以前“吉姆•克劳法” 时期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更为复杂 。这种隔离的一个维度体现在美国的监狱系统发展成了人类从未有过的最大的监狱系统 。如果我们从人口比例的角度而不是在监狱中的总人数来看,今天的美国被监禁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基本上等同于苏联的古拉格 劳动营系统监禁人数最多的时候同类项的百分比 。而我们被监禁的人数还在上升中。

在工业化农业造就的发展的“压力锅”中,本已经被根治的疾病大量回归同时新的病毒正以破纪录的数目产生出来 。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比上一次惨烈,然而这些危机并不仅仅是“商业周期”能够单方面解释的。或者我们这样来说可能更准确:所谓的“商业周期”本身就是一副正弦函数的波动图像,但是整个图像却沿着一条下降的轨道整体向下方位移 。这种下降衰退的趋势,正如上一次发生于全球经济体系之上一样,只能通过难以想象的“创造性毁灭”的阵痛来使它调头。

面临着一个崩溃的环境,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经济体系以及激增的全球性不平等,对于现有的体制能够免于极大的暴力而长存下去的想法简直是乌托邦式的。鉴于这种情况,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很明显的成为了一种实际可行的努力。

但是…为什么要暴乱呢?
尽管如此,暴乱这个词本身听起来依然还像个谜。从表面上看,暴乱似乎造成很少的实际结果,当我们把所有的暴乱考虑在内的时候常常发现,比起像封锁港口这样的行动对大商业利益的损害实际上要小很多 。暴乱制造的是一种特定的场面,就像【美国说唱家】Jay-Z的MV里面一样 。

在我们看来,很多暴乱在赢得诉求方面比起改良性质的谈判企图要好很多,这是它们很实际的一面。即使不考虑改良本身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暴乱有时是改良的企图中有效的手段这一点也是它有用的证据。暴乱,通常伴随着非法的封锁、占领行动以及野猫罢工, 过去几年在中国珠三角地区涌现 。这所造成的结果是,工人们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工资增长——在2004年到2009年间他们的工资增长了超过两倍 。有一些学者称这种现象为“暴乱造就的集体谈判” 。

同样地,越来越多的历史材料的涌现证明暴乱以及其他形式的武装组织是很多运动的核心,例如美国民权运动 。当然,尽管很对于这种运动的普遍观念还是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暴力”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些成功产生重要结果的改良运动都不是完全不使用暴乱手段的。正如美国研究暴乱问题的最杰出的的历史学家 Paul Gilje所表达的:“暴乱是产生改变的重要机制”,实际上,“美国就是在暴乱潮当中诞生的” 。这个策略不应该被视为特别,它本身也并不特别。

进一步看,暴乱对他自身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充分策略。暴乱的功能不在于对打砸行为疯狂的迷恋,也不完全在于赢得所提出来的诉求。这在占领运动当中体现得很明显,在占领运动中除了大家对于当权者的共同排斥以外,运动时没有一个一致的商定好的诉求的。这种无诉求性不仅是占领运动的一个特征,它基本上是2011年自“阿拉伯之春”以后所有的大众运动之后的特征。在每一个实例当中,唯一的共识是整个体制已经完全失败了,并且在这个方面要将暴乱从仅仅是推动改良的尝试转换为真正的历史进程。

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美国人生在了1990年代“历史的终结”之前的回光返照期,同时全球的这一代人(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里和“毕业即失业”的一代人 )也生在了这一时期,而他们将会引发历史的重生前的第一阵阵痛 。这种新生选择了以穿着套头卫衣的暴乱者的形式出现。如证据所显示,大众暴乱越来越多频繁地转型为占领公共广场的形式。这表明暴乱已经自行进化到了新的暴乱,我们最终迎来了21世纪的第一场起义——遭到最高军事委员会压迫性粉碎的埃及起义 。

对于暴乱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并不在于改革派所迷恋的“赢得诉求”这一项,而在于它呈现出的无诉求性。这种具体诉求在暴乱和占领运动中的缺失暗示了两件事情:

首先,它暗示了大家拒绝现存的调和机制。我们不打算为根本上腐败的政党们投票了,或者我们也不想再玩已经被人操纵的游戏了。尽管在某些实际情况中我们需要为赢取特定的诉求而斗争,例如为每小时15美元的薪资制度斗争 ,但是这些改良企图本身对于赢取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最终目标来说是没有任何贡献的。这些改良企图对于整个计划来说只能在很特定的情况才能起作用,并且在能够被其他更适合当时情形的其他抗争形式所取代的情况下起作用。这就像2011年埃及涌现的罢工被大众起义所取代一样。

其次,它暗示了关于权力的问题。暴乱用完全直接的方式确认了我们的权力。我指的是“我们”的权力,那些被这个世界在以前和在不久的将来玩弄的那些人的权力,尽管这些人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经历了这种不公——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人,监狱里的囚徒,移民工人,负债者,找不到工作的毕业学生,自杀的小公务员,在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在雀巢可可种植园里面的童工奴隶,我童年那些从来没有办法逃离拖车公园的朋友。我也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权力:千禧年一代,这个标签已经预示了我们的时代末日般的气氛。或者用更口语化的说法:被毁掉的一代(Generation Fucked),原因在于……我想原因已经很明显了 。

关于权力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还权于人民大众的问题,虽然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是现在迫在眉睫的是一场夺取权力的斗争——这场斗争发生在我们的人口中一小撮致力于维持屎一样现状的人与另外一批不断增长致力于尽可能彻底地摧毁掉这种现状的人之间,在摧毁的同时所有人同心建造一个新体制,这个体制内完全没有贫困,没有人是非法的,权力本身并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渐渐偏离像瘾君子找毒品时那种掠取的模式,并且物质财富以及历史积累的人类才智能够自由地被这个物种中的任何成员获得,而不是变为那些半裸的俄罗斯寡头藏起来的赃物 。

假装那种根本不存在的权力是直接服务于现在掌握它的那些人。暴乱就可以通过运用我们的权力来对抗他们的权力以推翻这种假装的状态。通过这种机制我们使富人们害怕并且吸引人们参与到远超过改良这个已经崩溃的世界的活动中来。接下来的这个特定实例显示出这种机制是很管用的。很多当时我组织起来一起暴乱的快餐业工人都很清楚未来是什么样的。到2013年5月1号,暴乱自发的产生了 。

暴乱根本不是在阻碍所谓的“真正的抗争”或者说是人们“可以理解的”的愤怒“失控”时被人精心策划的意外。“失控”本身就是目标,这种失控正是解释为什么暴乱是“创造能够被称得上是未来的未来”的基本出发点。

我们,将会是建立这一切的一代。我们的一代指的是:千禧年一代,被毁掉的一代,或者我们更愿意使用的名字——第零代(Generation Zero) 。 “零”一方面是因为除了父辈留下来的债务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又代表我们没有退路了。同事,“零”就像暴乱一样:所有的新事物将从这里开始。

在最后,言归正传,你可以失去经济,你可以失去现有的光景以及道德说教以及令人害怕的对那些可爱却含糊的“社会公正/种族平等/环保”口号之迷恋。只要把它们都扔进暴乱的蒸馏器里面,最后都会蒸馏出最简单的一个主张:我们的未来已经被掠夺了。现在是时候掠夺回来了。

——美国西岸“极派” 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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