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希腊2008年以来的形势

《希腊——经济危机与工人大众》是2014年12月写的，原发表于工人诗歌联盟、新青年、红色中国等网站。
《略谈九月大选后的希腊形势》是2015年年底写的的，2016年年初充和修订的，也是在同一些网站上发表的。

希腊——经济危机与工人大众

李星

　　2008年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许多国家的金融破产、工业萧条和社会风暴。2010年，受这场危机的影响，希腊政府无力偿还巨额的外债了，开始按照国际债主的要求，变卖国有资产，在基层公务员与国企员工中推行“大下岗”，并立法削减了最低工资、退休金以及其它福利。这一切的目的，是勒紧普通人的裤带，以便对国际债主还本付息，同时还要从萧条中拯救国内的大资本家。

　　随后的几年，各国主流媒体报道了希腊工人、职员、小公务员的诸多抗议事件，电视画面里旗帜如林人流如海，燃烧瓶乱飞，示威者的拳头举得很高，颇有“革命起义”的气氛。

　　希腊国家为何还不起外债了？被下岗减薪的工人，处境如何？群众的抗议有效吗？本文试着略做解答。

债务危机是怎么来的？

　　希腊是一个中等富裕的欧洲国家，海运、旅游业比较发达，制造业以采矿、冶金和轻工业为主。从规模上说，250人以上的“大厂”不多，97%的企业是十人以下的小厂小店。在农村，仍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小农场主，生产效率不高。

　　二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大生产经历了新一轮分化组合，中国货占领着中低市场，绝大部分高技术则被美德法日垄断。包括希腊在内的许多国家陷入困境，制造业受到境外工业品冲击，工作越来越难找。许多希腊青年去了比较容易就业的西欧打工，挣扎在当地的社会底层。

　　为了改善在国际市场上的位置，希腊一直在申请加入欧盟。欧盟，是德法垄断资产阶级把持的国家联盟，作用在于建立统一市场，强化欧洲资本的世界地位。对希腊的统治者来说，参加欧盟，就可以分享经济整合的好处，比如更容易借款、更方便对外投资以及扶持本国大公司参与更多的欧洲生意。2001年，希腊正式加入欧盟，一时商机无限。利用廉价的境外贷款，希腊政府为国内老板提供大项目（比如举办奥运会），协助他们在东欧收购工厂，并参与畸形繁荣的欧美金融投机。

　　希腊的老板赚了更多的钱，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为了适应欧洲市场的竞争，希腊政府鼓励派遣工、手工外发等劳动形式，不断降低人力成本，2001-2010年间的工厂员工整体收入水平下降了10%。

　　2008年，美国的金融投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萧条，希腊也遭了殃。2008-2012年间，希腊的GDP下降了25%，失业率达27%，其中青年失业率达50%。工人的生活恶化了，薪水经常拖欠，有些工人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政府却打着“财政紧缩、偿还外债，复兴经济”的旗号，趁机推行更苛刻的劳动条件。2010年后，希腊国内不分国企私企，到处都在降底薪、延长工时、减员增效以及使用派遣工。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向零售商品加税，哄抬物价，降低了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让小商人吃了大亏。同时，为了保护大资本不受萧条的冲击，政府给海运巨头和银行家减税，向他们追加产业扶持贷款。很多年来，希腊老板普遍少缴或不缴社保，欠账很多；2008年后，为了帮助企业“走出低谷”，政府干脆缩小了社保基金的覆盖面，减少社保的退休金支出，还延长退休年龄到65岁。

　　希腊当局劫贫济富的行径，让下层大众怨声载道，开始了广泛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的成效如何？

虚张声势的民众抗议

　　希腊有好几个自称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在国会有不少席位。各种工会也很活跃，经常与劳动部门对话、谈判。依照法律，希腊工人享有罢工、游行、结社、公开会议等诸多权利，活跃着一大批从事维权、示威、劳资沟通的职业活动家，包括律师、记者、议员、工会和NGO职员。一句话，这个国家的阶级矛盾调节机制是相当完备的。

　　这几年来，为了反对政府的紧缩方针，希腊的很多工人、小职员、小公务员，都参与过示威。2008-2010 年间，在工会的指挥下，希腊发生了十七次反对减薪、下岗的总罢工，参与者包括国企员工、教师、医护人员，甚至消防队和博物馆的员工。企业和基层行政部门的部分下岗人员，多次组织了冲击国家机关的行动，逼迫高官出来对话。就连待遇不错的空军飞行员，也发生了奖金被削减，扬言“闹事”的小插曲。

　　在几个主要工会之外，部分自称“无政府主义”的激进青年，投入了与警方的街头混战。他们在各大城市烧汽车，烧银行，抢夺商场食品，散发给贫民。此外，有些工会积极分子与激进青年一起，几十人一组，上百次象征性地占领基层政府、电视台、市政服务站，围堵地铁、公路。甚至首都雅典的中学生，也搞起了“占领校园”抗议教育产业化，成了新闻头条的常客。

　　但是表面亢奋的总罢工、街头冲突和“占领”，效果却几乎等于零，既没有给资本家造成什么具体损害，也挡不住政府的市场改革。国家牢牢控制着局面，外债在按时偿付，工业领域的私有化与减员增效，一刻不停的继续着。2010-2013年间，希腊工人的工资又下降了22%，失业率保持在28%。

　　2008年以来，在希腊最大的集装箱码头——比雷埃夫斯港，中国公司“中远集团”包揽了一半港口的业务。中国老板到来后，立即大搞人员精简，留用的员工都砍掉了一半以上的工资[ 在过去，码头工人工会规定，9个人操作一台高架移动起重机。而在中远，4名工人操作一台同样的机器。]。面对急剧下降的待遇，当地码头工会进行了几次示威性的罢工，也跟资方反复磋商，却毫无成效。希腊政府控制的另一半港口，也搞了相似的体制改革，工会的反应大同小异。比雷埃夫斯港工人待遇的恶化，是整个希腊劳资关系的典型缩影。

激昂的抗议，为何总是无疾而终？

　　正如上文所说，这20年来希腊的失业率越来越高，害得工人特别怕丢工作，就算欠薪好几个月，也不敢说什么。本就不多的工厂罢工，90%以上被法官判定非法，通常的理由是“过分损害雇主”。如果罢工者的意志坚决，老板就干脆在政府支持下关厂，让工人一分钱拿不到。

　　几个主要的工会，由于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有可能为会员争取到稍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优待”，让会员往往不敢甩开工会与老板抗争。而工会的谈判资格，首先来自对国家秩序的配合。说白了，国家认可这个谈判资格，工会在老板面前说话才有份量。当希腊资产阶级开始修改法律，明里暗里打击工人，除了安排几场例行公事、无疾而终的总罢工，几个主要工会不敢、不能也不愿反抗。

　　工人、职员、下岗的小公务员不敢对抗老板与国家，他们所属的工会乐得顺水推舟。这个灰暗的大背景下，激进青年的“象征性造反”，像那些短暂的“总罢工”一样，沦为面向媒体的政治表演，唯一的结果是包装了众多能言善辩的小明星，方便日后挤入议会政治、进入媒体或NGO。一句话，在希腊，“起义”的调子可以随便唱，但是没人拿这些高调当真。

在下层：凌乱的自卫行动

　　希腊国家推动的减薪、下岗以及医疗教育产业化，让无数穷人骂骂咧咧，不知所措。个别老员工在国会门口自焚，抗议削减退休金，轰动一时，但也于事无补。只有很少数工人实在被逼无奈，壮着胆子在企业里反抗老板。某高级咖啡馆拖欠员工一年工资，有几名员工刚想跟老板讨还血汗钱，立即被解雇，不得不开始了打官司的艰辛之路。有些饭店和咖啡馆的老板欠薪跑路，为了拿到全部工资，失业员工组织临时合作社接管企业。在这些斗争中，为了坚持下去，通常无组织的厨师与服务员开始建立工会。

　　除了服务业，希腊的电视频道、医院和工厂，都有失业或欠薪的员工占领企业，希望保全工作或至少要回工资的现象。这其中，萨罗妮卡地区某糖果厂的占领事件具有典型意义。

　　萨罗妮卡的某糖果公司生意很好，拥有连锁店和工厂，但2010年后，老板经常欠薪，还拖欠工人的社保。2011年，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企图合法逃避拖欠的工资社保。2011年12月，部分糖果工人行动起来，抗议老板拖欠五个月工资以及法定的新年奖。老板的反应，是组织新公司，给员工开出的条件是每周工作6天、无合同、按最低工资交社保，以及预先签署辞职申请，以便不付离职补偿金。员工还在犹豫的时候，老板为了给工人施加压力，开始关店搬厂，并解雇了几个员工。2012年1月，工人占领了一处连锁店以及工厂，阻止老板搬机器。次日，警察闯进工厂抓了四个员工，其他人在商店里撑了一段时间，还是被赶走了。

　　2014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希腊的工会又组织了一次热热闹闹、一事无成的总罢工，而左翼政党在谋划着参加新的总统选举。这一年，希腊的青年保持了50%的失业率，而政府计划在2015年，再次削减退休金。步步后退的希腊工人怨气冲天，仍然普遍不敢反抗，而资产阶级不慌不忙地加大著剥削力度，逐渐收回过去下层争得的自由权利。希腊工人阶级还能忍受多久？他们将如何打到老板的痛处，而不再充当政治表演中的木偶？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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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九月大选后的希腊形势

李星

近几年，在世界性萧条的背景下，希腊一直处于工业破产、高失业和巨额外债的困境中。为了偿还外债，希腊政府大力推行国企经营市场化、员工下岗等“紧缩”措施，同时大幅削减雇佣劳动者的法定底薪、福利，让多数居民的生活越来越穷。2015年1月，异军突起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大选中获胜，组建了“英俊奋发”的政坛新星齐普拉斯为首的政府内阁。上台前，SYRIZA强烈反对压榨群众的还债措施，让民众对它抱有不小的期待。上台后，新政府做了几个亲民的姿态，比如说减少官员配车、给一批下岗后坚持维权的环卫工恢复工作、淡化总理就职仪式的宗教色彩。但总体而言，SYRIZA继承了前几届政府的紧缩方针，把满足国际债主的要求，当作国家的首要目标。

2015年3月，齐普拉斯访问德国，承诺削减退休金、推迟退休年龄至67岁、向旅游业加税等措施，希望换取德方在债务问题上的让步。4月上旬，希腊政府动用国企部门的储备金偿还了一笔到期的债务。6月底，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代表债权方，要求希腊进一步改革退休制度、给大众消费品加税以及限制工人的劳动权利，作为债务谈判的前提条件。希腊政府公开拒绝了上述条件，并就是否接受这些条件，于7月15日举行了全民公决。公决中，6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多数投票者反对这些拿普通人开刀的严苛条款，比如大幅度削减养老金、把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7岁。

尽管如此，7月16日，执政党控制的议会还是通过了新一轮紧缩法案，不仅要改革退休制度，还包括大规模私有化等内容。执政党的变脸戏法，让它的不少支持者议论纷纷，内阁的前途以及齐普拉斯的政治信誉，一时间变得模糊起来。齐普拉斯很清楚，不履行对国际债主的承诺，就要失去德法资本的支持；必须巩固执政地位，才可能放开手脚落实债主的要求。他决定放手一搏。

8月下旬，齐普拉斯内阁宣布辞职，并指定同年9月20日，再次举行大选。新的大选中，由于几个传统大党实在是威信扫地，由于许多人仍对齐普拉斯抱有幻想，SYRIZA再次获胜，齐普拉斯意气风发，连任总理。二度入阁后，齐普拉斯表示外债要还，但政府会力所能及地减轻大众的痛苦。

短短一年，希腊经历了大选、左翼政府上台、针对国际债务的全民公决、政府辞职、再次大选、齐普拉斯连任总理的一连串戏剧性事件。回过头去看，齐普拉斯称得上是一个乘势而起、敢下黑手的投机家。首先，他迎合选民急于摆脱经济-债务-社会多重危机的心理，打的主意是捞到选票再说。上台后，他果断卖身，迅速靠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债权方。下一步，他主动发起全民投票，为自己与债权方的讨价还价，增加筹码。再下一步，考虑到上台不久，很多民众出于惯性还在支持自己，他大胆地重新投入选举，结果又赌赢了。新出炉的政府暂时是稳固的，趁着老百姓没回过神来，可以放手推行损害大众利益的紧缩措施，继续为大资本创造理想的经营环境。

今天的希腊统治者需要一个“守夜人”，即能够在代议民主框架内为国家把舵，以拖待变，避免大的社会动乱，熬过这场世界经济萧条（债务危机只是经济萧条的衍生物）的职业政客。齐普拉斯做梦都想成为这样一位“守夜人”。他的全部赌注，压在一个假设上：随着经济危机的慢慢消退，经济也能顺理成章地恢复增长；只要自己能压住选举的阵脚，坚持让大众承担萧条的痛苦，在统治者眼中，他自然是“治国无过、维稳有功”，可堪大用了。另一方面，只要能在台上耗到新一轮繁荣的到来，以及随着繁荣而来的就业改善，他仍有可能在部分小市民的意识里貌似“顶风前进，眼光比我们都远”，从此拥有稳定的群众基础，在政界混到一张体面的长期饭票。

齐普拉斯的好梦，暂且放在一边。希腊工人斗争的状况，到底如何呢？

值得说说的几起工人斗争

很久以来，希腊工人习惯了“按牌理出牌”，在劳资纠纷中注意守法。当国家拎着警棍一边倒地为老板护驾，而不是“让我们坐下来谈谈”，工人往往没什么办法。这几年来，先后发生过反减薪的地铁罢工，反欠薪的码头工人罢工，以及反对校方增加课时同时减薪的教师罢工。但只要国家出台一纸禁令，罢工者就迅速复工了。

某钢铁厂老板宣布订货不足，下调一半工资，激起工人罢工，长达上百天。这个老板分批开除工人，同时警方冲入厂区抓人，罢工趋于瓦解。某牛奶厂罢工反对减薪裁员，老板承诺“撤销原决定”后，庆幸不已的工人就赶紧回去上班了。某制药厂工人跟老板讨要拖欠的工资，一度阻止厂方出货，但他们先被警方驱离厂区，随后在官方禁令下无可奈何地复工了。

这两年，很多穷人因为欠费而不能用电。某电力企业的几个员工看不下去，私下里给欠费用户恢复供电，很快被送上法庭。在一家雇佣了数百名孟加拉工人的农场，当工人集会索要半年欠薪时，农场主开枪打伤了几个工人。虽然农场的老板和几个工头一度被捕，但希腊法院更热衷的，是驱逐非法入境的孟加拉工人。

2013年9月，雅典的几百名政府机关环卫工被主管部门转为“待岗”状态、削减了工资，并于2014年5月最终下岗了。她们打了很久的官司，结果是先赢后输。这批工人不死心，继续折腾：她们四处求援，得到了公务员工会的支持姿态，若干左派圈子为她们募集过食品，某位环卫工抗议骨干，还以SYRIZA的候选人身份参加了2015年初的国会选举。她们中的近百人在政府门外建立了“抗议营地”，长期静坐。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们让警察打过几次，也曾拦住欧盟的谈判代表，试图“越级上访”。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她们曾象征性地“封锁”政府大楼，还在原工作地点搞过义务大扫除。

作为舆情公关的一部分，齐普拉斯上台后，恢复了她们的工作，但好景不长，2015年10月，相关部门又透出口风，说是为了“健全财政”，这几百人还得下岗！维权路漫漫……

工人的生产自救

为了生存，有些工人尝试在原厂内生产自救，他们说：“我们的斗争是生产齿轮”。全国第二大城市萨罗妮卡的Vio.me.化工厂有近百名员工，生产建材产品，利润还过得去。2011年5月，老板宣布关厂，本意是想甩掉老员工，“降低人力成本”。在厂工会的带领下，几十个恐慌愤怒的工人抱成了团，把机器和存货扣在厂里，坚持轮流守厂，防止老板搬机器。停产两年后，坚持下来的工人终于重新启动了生产。作为妥协，他们不能生产公司以前的产品，转而生产有机肥皂和“环保清洁剂”，部分机器也被银行收走了。因为贷不到款，资金总是短缺，好在产品勉强打开了销路。至于工人的收入，与失业救济金（360欧元）的水平差不多，顶多温饱而已。

为了生存，这一小批工人绞尽了脑汁。几年来，他们在“母公司破产”、“冻结债务”、“资产定义”的法律概念之间四处钻空子，今天去这个部门登记，明天给那个部门送材料，试图给自己的生产自救谋得一个合法地位。工厂老板不甘心失败，从员工中间拉出来一批人，怂恿他们打官司、见记者“愤怒揭发真相”，跟自救同事们唱对台戏。工人的团结，总是那么难……

为了凑够启动资金，自救工人拿出了自己的失业金，也与众多社会团体或政治圈子周旋，四处化缘。他们请来了左派活动家当顾问，齐普拉斯也曾“亲自视察”过他们的车间。工人们尽力配合“社会运动”的要求，出席筹款音乐会，参与街头示威，耐心地带着一拨拨来访者参观车间，利用“社会运动”的网络推销产品。面对纪录片的拍摄镜头，工人代表宣称愿意用多余的利润帮助失业者，而现有的员工彼此不再互相竞争，顺带为生产的“环保产品”打个广告。当然，这位代表没忘了强调工人集体自己决定厂内事务，不容许外来干涉，显然是出于撇清政治干系的考虑。

虽然国家把劳资纠纷牢牢控制在萌芽状态，但统治者总是考虑得更深。经济危机以来，希腊社会的爱国排外情绪变得格外强烈，也出现了利用这股情绪乘势而起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的前途如何？

爱国排外运动的前途

20世纪80年代初，在希腊国家机器的某个角落，扶持产生了一个叫“金色黎明”的爱国排外团体，作为有朝一日或许派上用场的闲棋冷子。很长时间里，这个小组织满足于喊喊口号，挥挥拳头，没啥影响。2009-2012年间，经济萧条造成大量小业主（特别是杂货店主、作坊主）破产，社会趋于动荡。许多破落小老板变得关心政治，他们恨“抢饭碗”的外籍打工者，他们恨“勾结洋人、吃里扒外”的主流政党，他们怕明天会更糟，他们更怕自己的小生意撑不到明天。

最近五年来，希腊上层悄悄加大了对“金色黎明”的财政支持。这个上头有人、手里有钱的政党前所未有地红火起来，造声势，拉队伍。它大声疾呼“东正教信仰的希腊人团结起来！”，抨击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要求废除压在民族头上的外债。它四处收买人心，派医生为失业家庭免费看病，给维权的钢厂下岗工人送吃的，组织社区义务保安队。与此同时，它训练的打手不断在街头殴打外籍建筑工人、向工人文化机构纵火、甚至袭击亚非拉的游客和学生。

目前，不少小业主、小市民和学生加入了“金色黎明”党，更多的人在选举中投它的票。2012年，它在国会选举中声势大振，得票6.92%，拿到18个席位。2015年1月选举中，它得票6.3%（大约40万票），即17个席位。同年9月的大选中，它保持了18个席位。也就是说，一鸣惊人之后，“金色黎明”的选民基础比较固定，还没有进一步的突破。

由于整体上消极的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威胁，由于希腊社会虽风雨飘摇，却远没到统治危机的程度，头脑冷静的上层大人物对类似“金色黎明”的政治团伙，一直采取“不可不用、不可重用”的态度。一年多以前，排外色彩的街头暴力行径引发了较大的社会愤慨，国家随后收紧了狗链子。与“金色黎明”有勾结的若干高级警官被迫辞职甚至坐牢了，这个党的几名国会议员因涉嫌谋杀，被解除豁免权，面临审判。与此同时，“金色黎明”被保留了继续参与政治的权利，它仍是统治者手里应对时局变化的一张牌。

假如希腊的经济-社会危机进一步深化，是否可能发生公开镇压工人、维护资本利益的法西斯政变？可能性基本为零。可以大胆地说，即使在民众失望的盲目浪潮下，“金色黎明”或类似党派在未来几年的选举中获胜，新政府的政策与齐普拉斯当局的现行方针也将是大同小异的，即听从德法大老板的安排，在代议民主的框架内，继续剥夺大众，为投资者全面服务。既然广大被统治者倾向于没完没了地缩头观望，“法西斯”的鼓噪也就局限于主流政治舞台上的拉票表演，而不等于在现实中真要换一套铁血统治方式。

希腊社会，在等待奇迹中挨过了乏味的2015年。顶层的工商巨头继续逃税，同时重金收购足球俱乐部，展开新的生意。左翼政党、东正教会和“金色黎明”，继续各显神通影响舆论、争夺选票。这是一个工人忙于生存，政客忙于算计，老板寻找商机的时刻。暂时，雅典秩序井然。

201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