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好欺负？全欧洲的送餐员已经联合起来了！

英文原文：《Precarious couriers are leading the struggle against platform capitalism》，Callum Cant著，2017年8月发表于PoliticalCritique.org。

中文翻译Louis吕，2017年9月23日发表于《土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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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天，伦敦Deliveroo（与下文UberEats、Foodora均为国外线上外卖送餐平台——译者注）工人的罢工首次证明了送餐平台的工人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罢工从Deliveroo蔓延到了UberEats，然后传遍英国。一年后，这场斗争已经跨越国境。送餐平台的工人们现已在英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等超过十个城市举行了罢工。

虽然他们的斗争喜忧参半，但这场运动却让我们看到，一个跨国的零工运动从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情形中出现了。本应弱小、无力的工人，如今用激进、直接的行动表达着他们对资本的敌意。这个跨国斗争的蔓延，展现了包括外卖工人的这类“新型工人阶级”带来的斗争力量和新的机遇。

从英国开始

当伦敦的Deliveroo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合同将从时薪制（每小时7英镑）外加每单的奖励（1英镑）转成计件制（每送一单3.75英镑）时，罢工运动便开始了。七个不同区域的外卖工人通过非正式联络网迅速被动员起来。数以百计的骑手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罢工。这次行动迫使公司允许罢工的骑手自由选择报酬方式，并也为以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

在伦敦的首轮行动消停时，两个工会参与到了Deliveroo外卖骑手的组织中。一个于2013年独立出来的小工会，“大不列颠独立工人”（The Independent Workers of Great Britain，IWGB）与在夏季的罢工中心——伦敦卡姆登（Camden）的工人联合起来。同时，“世界产业工人”（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则与全国范围内的，尤其是在布里斯托（Bristol）和利兹（Leeds）的工人组织联系。在政治团体“Plan C”的支持下，一个自组织的Deliveroo工人简报，《Rebel Roo》（意为“反抗Deliveroo”），也开始被制作出来。

伦敦以外的组织和行动每月都在不断地升级着。在布里斯托，Deliveroo负责培训的工人开始了罢工并且取得了胜利。一些工会随即建立起来，在布莱顿（Brighton）也开始了由低工资引起的罢工，在利兹的工人也团结一致组织了起来。到了二月，《Rebel Roo》的发行量涨到了每月1500份（发行量占全国总工人数的10%）。在巴斯、米德尔斯堡、利物浦、朴茨茅斯、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这样政治多样化的城市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组织。去年二月，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伦敦的“跨国社会罢工平台”（Transnational Social Strike Platform）的集会上汇集、讨论。运动似乎即将到达高潮。

当利兹的七名工人遇害时，IWW正在热切地推动全国的罢工行动，但是有些人却对这个行动是否会继续扩大持怀疑态度，因为全国罢工的势头有些下落。利兹和布莱顿的斗争虽然获得了显著的胜利，但未能扩展到全国。受害的利兹工人恢复原职，加害他们的经理被解雇，布莱顿的工人保住了工作，但是运动整体却走向了低谷。在布莱顿，骑手们进一步与其他零工组成联盟，进行了一场“零工五·一”（“Precarious Mayday”）示威。虽然有了这些积极的步伐，但是这场运动的大势已去。

为了应对这场罢工，Deliveroo公司在特定地方区域做出了显著的让步，上涨了平均工资，但重要的是，这些让步措施都是通过App的算法来实现，并没有体现在真正的合同上。慢慢地，英国最有组织的区域中的罢工运动逐渐平息。面对着工人的撤退，IWGB工会转而寻求使用法律渠道，来挑战Deliveroo公司规避其对工人的法律义务的行为。这场斗争还在上演，而且已经得到英国工党的左翼领导层支持。

运动的扩散

伦敦罢工之后，组织活动便蔓延开来。突然之间，横跨欧洲的工人开始行动。2016年10月，在意大利图灵（Turin），Foodora公司的骑手进行了第一次动员。当公司试图把他们的时薪制（每小时5.4欧）改为计件工资制（每次2.7欧）时，Foodora里的一百多名工人中有一半进行了罢工。他们与其他社会运动团体组成了一场单车集会，绕城罢工示威。他们运动的诉求集中在单车与数据的成本、与米兰同等的时薪、以及带薪病假和带薪休假等一些雇员的权利。他们也在全国集体劳动合同中说明了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在内的一些其他的诉求。

骑手与斗志旺盛的工团主义工会Si Cobas组织起来，并且成功在合同中赢得了快递费1.10欧元的增长，使其达到了3.60欧元。然而，在这个显著的胜利之后，15名最主要的组织工人被解除劳动关系，一次大型的公司招聘则又稀释了劳工的组织性。再加上公司为了平息骑手而在送餐App做出的让步，Foodora的反攻成功地阻止了进一步的运动。

相比于英国和意大利，法国的罢工要明显地更加随意一些，骑手的罢工运动没有公开的组织协调，让人猝不及防。这个混乱的情况使得平台管理层感到了恐慌，当马赛（Marseilles）的骑手在一家热门餐馆外罢工抗议时，Deliveroo甚至威胁要叫警察出面来处理。

2017年4月，自由工人工会（Free Workers Union，FAU）在德国柏林将送餐平台工人了组织起来。他们的诉求是：透明的工作时间、足以维生的工时、每单增加1欧元、以及带薪的每周一小时轮班。正是在这里，罢工运动首次将多个送餐平台的工人联合了起来。在5月发生了第一场抗议，80多名Deliveroo和Foodora的工人联合起来举行了示威，要求谈判。六月在Deliveroo和Foodora的总部，差不多同样人数的工人参加了第二场抗议。持续的施压迫使Foodora在柏林同意与FAU工会进行谈判，但Deliveroo仍不妥协。

西班牙则发生了最大规模的罢工。在这里，Deliveroo为了抵抗示威，解雇了13名主要参与运动的工人。然而，斗争仍在继续着，它进一步扩大为7月2日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和马德里的Deliveroo工人晚上8点到11点长达三小时的罢工。工人的参与度很高：在巴塞罗那，230名工人里的150人参与了罢工。他们要求每小时最低两单，每周末保证20小时工时，以及结束公司对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加害。

在意大利，工人们试图通过法律渠道获得谈判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且得到了意大利左翼党（Sinistra Italiana)的支持。米兰也发生了动员活动，在7月15日，来自Foodora、Deliveroo和Giovo的工人进行了自行车集会罢工，他们要求带薪病假和意外保险。有证据显示，运动甚至传播到了欧洲其他地方——荷兰、奥地利和希腊等国的工人也加入了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骑手领导的组织会议。

为黑箱打工

不论欧洲哪里的送餐公司，它们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商业模式。它们使用一个平台作为食物提供者、送餐工人和顾客的媒介。每一方都使用一个App与另外两方互动，而劳动过程则被“算法”管理控制。这意味着，他们大多数时候收到的都是来自一个自动化的系统产生的消息，这个自动化的系统被劳工学者特雷波·肖尔兹（Trebor Scholz）叫做“黑箱”（“black box”）。平台本身拥有的固定资产很少，它把所有的送餐成本外包给骑手，即骑手需要提供他们自己的单车、数据等等。不论怎么看，这些工人已经拥有了送餐过程所需的所有生产资料——除了重要的协调平台及其它的算法，而这些资料则完全被老板掌握。

这些工人是非正式的雇佣工，虽然不同的国家对非正式工人有着不同的确切定义，然而这些非正式用工普遍都有一个相同点：你是一名工人，但可以付你不到一个工人的工资。这是为了降低劳工成本。同时，非正式用工基本上成功破坏了此前工人运动的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胜利果实。非正式用工是现有资本-国家关系的产物，而这种资本-国家关系也使得劳动力市场结构进一步改革，更加严重地压榨劳工：例如意大利伦齐总理的工作法、英国修改工会法律、英国的学徒身份和福利、法国的劳动法、德国长期地压低工资、西班牙2012年劳动法等等。像优步这样的平台经常使用从风投获得的资金去大力游说，以此改变法律和监管框架，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这种商业模式得以繁荣的条件。

这种跨国间劳工组织方式的相似性，使得送餐平台为了追求垄断地位和网络效应而进行的迅速扩张成为可能。但除了使得送餐平台迅速扩张，这种相似的劳工组织方式还使得平台内工人的斗争形式得以快速流通。

隐形的组织

意大利工人主义者Romano Alquati曾指出，没有工人斗争是“自发”的：如果你认为它是，那是你没看见酝酿斗争的隐形组织。

送餐平台的隐形组织的形成似乎有两个源头。第一个是来自劳动过程本身。零工送餐工人通过加密的即时通信App的群组，可以自发组成社区。他们在城市的中心区域或者常见地点的偶尔汇合，可以引起大型会议和集会，而由于缺少现场监督措施，平台无法控制这些集会；第二个源头是人们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主观经验。许多组织者和支持者并没有先前的斗争经验，而是在那个运动发生的特定时间，加入到了广场、校园和街道上的队伍中。这两股源头相遇，就会立刻形成民众组织。

这种民众组织使得工人使用非常相近的手段来与平台进行对抗。其中罢工是首要的手段，队伍中还有一些起关键作用的纠察员（flying picket）。他们主要采用两种战术：首先是运动中的移动路障和游行, 他们占领了街道，并且与工人阶级在工作场合之外的地方建立联系。这种动态过程往往能够使骑手倾听到民意，并且让社会运动聚焦于结构性的剥削问题。使用这种战术时，送餐工人的斗争就不可能被当成纯粹的“经济”问题而被搁置到一旁；第二种战术是劳工从工会中撤离。灵活的工人大规模地撤工，并在全市示威纠察，与其他骑手和顾客联系，并把他们吸引到罢工运动中来。各异的、本应无力的工人在街上与其他工人相遇时获得了力量。在这次罢工潮对劳工问题的关注中，都存在着这种动态的过程。

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的组合，在法国反劳动法的激进街头示威中，甚至让送餐工人成为了侦察兵。他们的流动性和对城市的了解，使得他们在战术上智胜警察，以此反抗现存的劳工法律。

这种动态过程的实现，部分归功于工人们可以直接地运用罢工这种武器，而这种情况又是非正式的劳动关系造就的：当雇主免去了工人的法律保护，以便更彻底地剥削他们时，保护雇主免受工人影响的法律也同时消失了。于是，自发的罢工成为了唯一可行的罢工形式。国家对罢工和工人组织的传统镇压，已经不能再束缚劳工的斗争精神了，这导致罢工能够在没有大型工会参与的情况下得以快速发展并传播。

封锁一切！

这场不同寻常的送餐平台的跨国罢工，说明了所谓的“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不是没有冲突的。虽然阶级斗争还没达到可以改变行业发展的地步，但它已经有潜力成为改变行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罢工潮延续，愈发连通、强大的送餐平台罢工有了增长，那么，被算法管理的非正式平台工人的组织就有希望进一步得到发展。

算法管理与平台资本主义都远不止仅存在于送餐行业中。超市和仓库愈发使用算法来决定劳动过程，而平台工人则涵盖优步出租车司机和亚马逊Mechanical Turk的普通劳工。如果送餐平台工人的斗争精神传播到这两个群体，那么欧洲由剥削引发的冲突将显著升级。目前有些迹象显示这种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组织者已经准备着手在黑色星期五实施对亚马逊物流设施的封锁。这场平台经济内的跨国运动，对于之后对抗资本的跨国运动有很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