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及内战简史（1936-1939）

英文原文（“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revolution”）发表于Libcom（2006）：https://libcom.org/history/1936-1939-the-spanish-civil-war-and-revolution
选自 Eddie Conlon 给爱尔兰“工人团结运动”组织（WSM）于1986年写的小册子《西班牙内战：行动中的安那其》，全文见：http://struggle.ws/pdfs/spain.pdf

1936年7月17日，法西斯分子发动政变。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弗朗哥了占领摩洛哥，并发表一份“激进宣言”。当地的无线电报员截获了此消息并将其转达给了海军司令。政府一边尝试与法西斯分子达成协议，一边压制政变新闻，一直到18号的晚上7点才公开。西班牙内阁在18号宣布辞职，右翼共和党人巴利奥斯成为总理。

政变只遭到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打击。法西斯分子在全国的各个部分取得了进展。但在加泰罗尼亚，尤其是巴塞罗那，CNT（安那其工团主义“全国劳工联盟”）展示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举行大罢工；由于政府拒绝给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倾巢而出，扫荡军队营地，最终取得了武器。

工人迅速设置起了路障，并且在几个小时之内控制了汹涌的政变。抢夺来的武器被分发给那些派遣到其他地区阻止政变的工人。工人的英勇行为和战斗力同样拯救了马德里。听闻巴塞罗所发生的事情，马德里的人民涌入了城市里主要军事基地。

统一阵线拯救了西班牙共和党。不只是CNT，UGT（社会主义“劳工总联合会”）和POUM（反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波乌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也加入了战斗。对于工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对抗法西斯的战争，更是革命的开端。工人民兵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占领工厂车间，而农民则夺取了土地。

行动中的安那其：民兵

政府发现在7月19日后他们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境地：政府仍然存在，却完全无法行使其权力。在叛乱被镇压的地区，军队被解散而工人们武装了起来。民兵队伍建立起来，并成为革命军队的一部分。在政变发生10天后，加泰罗尼亚的民兵队伍共组织了18000名工人（大多数来自CNT）。总共有十五万个志愿者愿意在需要的情况下随时加入战斗。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军队，而是一个有着革命原则的革命军队。最小的单位是组，一组由10人组成，并选有一个代表；10组组成一个团，也选出一个代表；一定数量的团组成一个纵队，纵队有一个战争委员会来负责纵队的总体行动。委员会也是通过选举而来，并对工人负责。

工人是自发地加入纵队。他们明白战斗和建立一个“人民军队”的必要性。他们接受纪律安排，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团结协作。他们是明白革命政治和战争之间的联系的政治组织。当首都萨拉戈萨被法西斯分子控制后，巴塞罗那的民兵马上在阿拉贡发动了示威游行。杜鲁提纵队（Durruti Column）领导了游行，并逐步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村落。

杜鲁提纵队展示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实力。他们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鼓励了农民夺取并集体化土地，杜鲁提纵队则为其实现提供保护。农民集结 在纵队周围，很多人还加入了纵队。实际上，布那文图拉•杜鲁提（Buenaventura Durruti）还不得不请求一些人不要参加纵队，以免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土地的集体化不能得到顺利地实施。

随着安那其主义民兵取得胜利，其他阵线的地盘却频频失守。但是萨拉戈萨没有陷落，还发展出长长的阵线。民兵因此而遭到了谴责。斯大林主义分子说工人们没有纪律性而且不听从命令。他们批评安那其主义者不愿意和他人合作共同对抗法西斯。当然，这些都是胡说。安那其主义者们一直呼吁联合斗争，甚至建议有一个共同的领导。但他们也确实要求军队的控制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而不是新的军事官僚阶级。

民兵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武器不够。军工业完全被切断，巴塞罗那的工人竭尽全力的临时拼凑起一个。乔治•奥威尔（他曾经在POUM的民兵队伍中作战）描述了阿拉贡阵线中的武器状况。步兵“武装得还不如一个英国公立学校中的军官训练团。他们只装备有通常五发之后枪管就会堵塞的破烂毛瑟枪；大约五十个人配有一只机关枪，三十个人配有一支手枪或者左轮。而这些战壕战中必不可少的武器，政府却不去分发……这是一个将十五岁男孩和四十岁的来福枪送到前线，而将最强壮的男人和最新的武器分配到后方的政府。很显然，这个政府比法西斯分子还要害怕革命”。

他说得太对了。莫斯科贩卖武器给革命分子，但是当武器到达的时候，却遭到了拦截。他们拒绝给安那其分子者控制的阿拉贡前线提供武器。那些顺利到达的武器却被送到斯大林分子的据点。一个国防部的官员对九月份到达的武器评论到“我注意到武器并没有被平均分配，很明显的偏向分发给那些属于第五团的【斯大林主义】小队。

一个常见的荒谬的说法是，那些被认为无纪律不听指挥的民兵队伍需对佛朗哥政府的发展负责。而所有目睹民兵队伍作战的人们却对他们的英勇行为充满了表扬。政府故意让武装革命工人挨饿，而且认为打败革命比打败法西斯重要得多。

行动中的安那其：土地

西班牙革命在农村的影响最为深远。那些长期饱受欺凌的广大农民早就接触吸收了安那其思想，革命的爆发给予了他们将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机会。

土地集体化得到广泛开展。五百万万到七百万左右名农民夺取了共和区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农民们在阿拉贡建立起了450个集体经济组织，而黎凡特（巴伦西亚附近的一个地区）有900个，在卡斯蒂利亚（马德里周边地区）有300个。

土地的集体化遵照自愿原则，也因此和俄国那种强制性的“集体化”不同。 通常，当会议被召开，在场的所有人来决定是否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农具，和家禽集中起来。土地被分成合理的单位，每个单位分配有一个组的工人进行管理。每个组都在会议上拥有民意代表，并选举出负责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和管理的管理委员会。每个集体经济组织还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如果你不想加入集体经济，你会得到能够养活自己的土地。不仅生产形式改变了，分配也开始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则。在很多地区，货币被废除。如果有任何物资缺乏的情况发生，会定量供应物资，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生产大幅度提高。技术人员和农业科学家帮助农民更好的利用土地。随着科学方法在生产中的应用，在某些地区，产量提高了50%。食物被转移给供应委员会管 理，由他们来负责城市地区食物的分配。

但是，集体经济组织也遭到了无端的诽谤，有人说每个集体经济组织都独善其身。这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很多地区都设置了均衡基金来重新分配财富。机械和技术都转移到了那些最需要的地区。 比较发达的黎凡特地区的一千个集体经济小组成员前往卡斯蒂利亚去提供帮助正是这种团结精神的体现。

他们还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联盟，而最成功的是在阿拉贡地区。1937年6月，地区农民联盟全会举行。全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大的全国性联盟来协调并扩展集体经济运动，并确保土地生产的粮食不仅是在集体内部，还能在全国范围都得到平均分派。不幸的是，这一目标还没来得及实现，许多集体经济小组就被斯大林主义分子破坏了。
集体经济组织还承诺加强教育，许多小孩都第一次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采用了世界最负盛名的安那其主义教育学家 Francisco Ferrer 的教学方法。孩子们具备了最基本的识字能力，还被鼓励勤于提问。

行动中的安那其：工业

尽管革命在城市地区影响没有像在农村地区一样深远，但同样取得了值得关注的成就。

下面是一个观察员所提供的清单，由此可以了解集体化的程度（ Burnett Bolloten《The Grand Camouflage》）：

“铁路，火车，汽车和公车，出租车以及轮船，电灯以及电力公司，煤气厂，水厂，工程，装配厂，煤矿和水泥厂，纺织厂，造纸厂，电力和化工厂，玻璃瓶厂，以及香料厂，食品加工厂，酿酒厂统统没收充公，由工人委员会管理…… ” 他继续说道，“电影院和正统剧剧院，报纸和印刷厂，商店，百货公司，宾馆，高级饭店，酒吧也同样被扣押了。”

在每个工作车间，全体工人议会是最基本的组织。在工厂内部，工人选举代表来表示他们在日常事务上的民意。任何牵涉到全局的事物都提交给由五到十名选举出来的工人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讨论。委员会中还会选角出一名领导来进行工厂车间的日常管理。在每个工业界都有一个工业理事会，并由来自两大主要工会（CNT和UGT）的代表和各个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在车间内部，工资实行均衡制度，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比如在电车轨道建造厂的七千个个工人中，就有6500个是CNT 的成员。巷战让交通瘫痪。交通联合组织任命了一个七人委员会来控制管理机构，派遣其他人去检查轨道，并起草一个必须贯彻的维修方案。斗争结束的第5天，700辆电车（平时是600辆）都被漆成了代表CNT的红色和黑色，并在巴塞罗那街上运行。

随着利益驱动的消失，安全成为更为重要的事情。交通事故的数量减少，车费降低，而服务质量却提高了。在1936年，乘客达到了1.8亿多个人。1937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上涨了5千万人。电车得到极有效率的利用，以致于工人也有能力为城市交通业提供金钱帮助。同时，工人们还得到了免费的医疗保障。

1937年，中央政府承认，加泰罗尼亚的军工业生产量是整个西拔牙其他工业总和的十倍，而且如果加泰罗尼亚有购买原材料的途径，其产量还可以翻四倍。

反革命

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的社会统一党的行为，更多是为斯大林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西班牙工人阶级。他们千方百计的否认革命的到来，并竭尽所能的压制革命，装作一切没有发生过。对他们来说，内战是为了在西班牙保持民主。

民众阵线

为了避免英国和法国牺牲苏联作为代价以期和希特勒消除分歧，为了保证法苏协定不会半途流产，为了和其他的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缔结同样的协定，一个仇视德国并将视线投向东欧的政府应该上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的第七届世界大会上，才建立起了人民阵线。在俄国的领导下，其将所有的共产党团结起来。
这是一个阶级联合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其中共产党削弱了革命政治。这是一个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战争。

讨好英国和法国统治阶级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这并不只是因为英法在军事上毫无准备，还因为他们认为，如果陷入和希特勒的战争之中，他们和纳粹都会两败俱伤，从而使得俄国的地位加强。所以一直到二战爆发，英国都一直试图与希特勒达成协议，以便分身在东边袭击俄国。

俄罗斯武器

关于共产党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带领了反革命。他们是发号施令的的人。他们也是唯一清楚反革命需要，并且有决心将其进行到底的人。他们进行反革命的能力来自于一个认知：俄国是唯一一个能为共和国提供大量武器军火的国家。不仅是军火，俄国还提供逐渐控制了战争的发展军事顾问和军事技术人员。

军事化

因为其对武器的控制，共产主义分子，在同僚的支持下，实行了军事化。民兵系统解散。一个包含民兵的常规军建立起来，民兵们虽然拒绝受国防部的领导（还有很多CNT和POUM的民兵也反对），但由于无法自己取得武器，他们别无选择。

警察队伍也建立起来，尤其是因镇压CNT而臭名昭著的公民警卫队。 他们现在被称为共和国卫队。突击卫队（Assault Guards）被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在12月初便招收了2.8 万人马。由财政部长Negrin（一个著名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控制并负责海关的边境的国家警力增加到四万名成员。

国家垄断了一切力量。六月异军突起的工人巡逻队被解散。工人被命令上缴武器，拒绝这么做的人被看做是“法西斯分子”。政府声称前线需要这些武器。虽然前线确实需要武器供给，但这种命令的实质是为了解除革命工人武装。警察掌控着大量的武器。乔治•奥威尔注意到五一劳动节后的巴塞罗纳“安那其主义者相当明白，即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武器，PSUC仍然会保留他们。而这也确实发生在斗争结束后。同时，在街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那些本来是前线迫切需要的武器，却被后方‘非政治’的警察力量所持有。”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五月

1937年5月3日，三卡车警察在斯大林主义的公安部部长 Salas的带领下，企图接管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被CNT-UGT控制的巴塞罗纳的电话局。

警察发动突然袭击，并夺取了电话局一楼，却没有取得更多进展。战火点燃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几个小时之内，CNT-FAI的地方自卫委员会展开了行动，将自己武装起来，并封锁道路。很快工人们控制了城市的绝大部分。

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地区也有行动展开。公民警卫队被解除武装，且作为一种“预防措施”，PSUC 的办公大楼也被占领。在第一天晚上没有开火，而到第二天之前，工人将路障深入设置到郊区。

双方谈判在进行，在电话局的控制方面毫无结果。工人被命令退出路障，并不幸的照做了。5月6日，星期四，电话局大楼被清空而被PSUC占领。同一天，PSCU控制了以前被CNT控制的铁路。情况在整个加泰罗尼亚都是如此。

星期五，5000个突击卫队从巴伦西亚来到加泰罗尼亚。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人的残酷镇压。5月有5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大清理”行动中，数几百人被杀害。5月之后，随着国家不断颁布的打击革命委员会的法令，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爆发了。 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加泰罗尼亚工人，在运动中遭到了重创。

杜鲁提之友

“杜鲁提之友”是当时反对CNT的通敌行为（collaborationism）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是在他们的报纸《人民的朋友》，还是在CNT，甚至是UGT、POUM以及出版的无数地方刊物中，都能听到这种反对的声音。但是，当这些反对的声音足够清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虽然杜鲁提之友了解必须重组群众来反对CNT的领导，他们却没有取得足够的时间赢得群众的支持。

到此为止，我们看到革命少数派意识到他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对革命进行思想和精神上的领导，也意识到革命中犯了什么错误，还需要如何努力。杜鲁提之友明确的表明，他们并不标榜自己为“无所不知的领导人”。

西班牙革命没有否定安那其主义。如果它有否定任何东西，那一定是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随后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运动也带给我们同样的启示：斯大林主义运动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分子会做的事情还差得远。

另一方面，安那其主义分子投身到反法西斯和反对其根源资本主义的运动中。不幸的是，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遭到了CNT领导人的遏制。他们的行为着重展示了权力对于那些即便已宣布信仰安那其主义的人的影响。西班牙革命为安那其主义分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仅有工会联盟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安那其主义以及一个安那其主义的政治组织。 我们必须了解，国家和政治力量不会“灭亡”它必须被粉碎。

总的说来，西班牙革命证明了，一旦给予合适的环境，普通人也能展示出强大的力量。下次有人说工人对于承担社会管理的重任来说太过愚昧时，跟他们谈谈西班牙，让他们知道工人和农民（大多数是文盲）在革命中的贡献，告诉他们安那其的实现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