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

《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封面

关于意大利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及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的中文小册子

附件PDF为2017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的小册子
纸质版可在出版社的网站购买:http://fuben.org/
豆瓣: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167417/

目录:
为什么仍需要讨论家务劳动?(吴碧莲 导读)
妇女与社会翻转(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 著,马新 译)
妇女的位置(谢尔玛·詹姆斯 著,Orpheus 译)
初版前言(詹姆斯 著,邓宁立 译)
家务劳动的工资(西尔维娅•费德里奇 著,马新 译)
1970年代意大利的女权主义、工人主义及自主主义(帕特里克·卡宁厄姆 著,珠三角翻译小组译)

以下为小册子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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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仍需要讨论家务劳动?

吴碧莲

“当妈式择偶、保姆式妻子、丧偶式育儿、守寡式婚姻”,被称为中国女人的四不幸。一直以来,家务劳动被当做是妇女的“天职”,而“外出工作、抛头露面”则是不符合女性气质的表现。当代的劳动妇女常常肩负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面对现代女性的生活困境,许多人提出了“妇女回家”的方案,认为妇女回归“女德”、呆在家里相夫教子、料理家事,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实际上,早在1970年代,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权运动就有对“妇女回家”迷思强有力的批驳。家庭真的是温暖的港湾么?为何无酬的家务劳动是在为资本家服务?回到今天中国的情境,我们又可以怎样借鉴意大利妇女运动的遗产呢?

家务劳动有偿化运动

“女性所做的是高达平均每周 99.6 个小时的工作,既没有罢工的可能,也无法缺席,也不能提出任何要求,是完全无偿的劳动。”(毕安卡玛利亚·弗拉波塔[Biancamaria Frabotta])

1950-1960年,二战后的意大利经济迅速增长,农业生产减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上升。1963-67年之间,意大利的经济开始萎缩,大量的纺织厂、食品厂倒闭,许多会雇用妇女的行业都在衰退,妇女的失业问题变得严峻起来。

1959年,意大利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是33.3%。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妇女的失业率成为一个问题。1969年,妇女只占了总劳动人口的25.1%,到了1973年,这个比重只有17%。(数据来自莫德·安妮·勃拉克[Maud Anne Bracke]《妇女与政治:意大利女权主义革命1968-1983》)

妇女在职场上面临的歧视有增无减。找不到工作的意大利妇女,在家里从事一些缝纫、食品加工和文书之类的工作。面对广泛妇女贫困问题,当时受到工人主义思潮影响的女权行动者发起了“家务劳动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让整个社会看到家务劳动的作为一项为资本服务工作的价值。

当时,无论是左翼政党还是女权主义者都普遍认为,外出打工是妇女解放和“加入工人阶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工人主义女权认为,妇女无偿家务劳动实际上为资本生产了剩余价值。妇女在家像奴隶一样,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劳动者。(参看收入附录的帕特里克·卡宁厄姆[Patrick Cuninghame]《1970年代意大利的女权主义、工人主义及自主主义》)

“家务有偿化”试图把无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家庭领域的斗争和雇佣工人联合起来,一齐反对资本。这场运动的战火很快从意大利烧到了英美,并组成了“国际女权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这样的国际网络。

全球的“家务有偿化”运动不单单是各地区家庭主妇组织起来抗议,还连接了大量学生抗议、黑人民权、社区工作的内容。这项运动也不单单反对资本透过家务劳动,把再生产的代价转嫁给家庭和妇女,同时还纳入了反家暴和妇女性自主的议题。

那么工人主义女权究竟是怎么理解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性别压迫和阶级剥削之间的关系呢?

为什么“家庭主妇”是给资本家打工?

在《妇女与社会翻转》(1973)中,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Costa)论述了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核心问题:劳动性别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和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

虽然,父权社会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资本主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而出现的性别劳动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今天妇女受到压迫的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家和家庭仍然是生产的核心。所有的农奴都是为封建领主服务。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不自由”。

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逐渐以工厂和办公室为中心,男人脱离了家庭,变成了雇佣劳动者,进入到公共领域,而女人则被隔离在家中,从事无酬的家务劳动。“男主外、女主内”成了主流。

这样的性别劳动分工将妇女隔离起来,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大多数妇女无法成为雇佣工人,不具有受薪劳动的自由,只负责生育照顾下一代劳动力。同时,资本主义以核心家庭为范本,要求女人在家里必须得服从男人。

资本主义在西方制造劳动性别分工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如马克思(Karl Marx)在《资本论》中论述过的圈地运动——资产阶级在15-19世纪的几百年里,圈占公有土地进行原始积累。失去土地的(男性)农民成了乞丐和流民。而国家机器的法令,以极端暴力的手段,禁止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流浪,强制他们成为雇佣劳动者,给资本家打工。

而另一方面,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在《卡利班与女巫》(2004)里指出,中世纪的“女巫猎杀”运动对于把妇女禁锢在家中至关重要。15-17世纪,超过十万的妇女被指控为女巫而处死。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通常是不服从“男主外、女主内”这种劳动分工的女人。她们是起义者、治病术士、接生婆、不遵从性/别规范的人以及传播避孕和堕胎知识的人。她们既不成为雇佣劳工也不为家庭提供无偿劳动。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暴力里,妇女越来越受制于父权,经济独立女人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娇妻。这样的性别分工下,妇女很难进行各种创新和开发的工作,也难以自主表达她们的性、心理及情感。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女人天生就没有能力从事这些工作。 这样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让一代又一代的妇女不断地否定自我。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系统论述了资本如何透过工资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政党认为,家庭主妇仅仅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事实上,她们的劳动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至关重要。

除了少部分妇女离家成为女工,大多数妇女呆在家里。外出打工的妇女被大量集中在某些工“适合女人”的行业里,工资远远低于男人。相比男性工人,女工遭受的不公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从那时起便有人呼吁,妇女还是呆在家里比较好。

“家庭能够保护妇女”,这一观点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它忽略了家庭主妇角色的真正本质——“无工资的奴役”。长期以来,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总是被认为不具备生产力的。然而,没有妇女在家中勤勤恳恳的劳作,谁来给男工人们做饭洗衣,谁来帮资本家抚育下一代劳动力呢?

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服务几乎都成了私人的责任,全部放在了家庭主妇的肩上。她们日复一日从事清洁、做饭、繁衍、育儿等“再生产性的劳动”。一个个的妇女被孤立在家里生儿育女,并规训新一代的劳动者。妇女是生育机器,是管家婆。她们被剥夺了身体完整性(physical integrity)、性和劳动的创造力。

家庭主妇的“被动性”对于资本家而言具有“生产性”。首先,把“逆来顺受”作为美德的妇女是男性在家外遭受压迫的发泄口,她们面临着受挫工人阶级男性的家庭暴力。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矛盾。妇女成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安全阀。

其次,“家庭主妇”为核心的女德彻底否认个人自主性。性的创造力和劳动的创造力同时被抑制了。别无选择的女人将家务劳动崇高化,努力成为“英雄母亲和幸福妻子”。她们每天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追求近乎完美的干净整洁,“在洁白无瑕的床单上透过干净的性行为获得幸福”。

妇女们在家庭中扮演着隐形的角色,而这种家庭模式却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无工资的奴役”。“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达拉·科斯特总结道。

而妇女运动势必要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建立起来的核心家庭,夺回对性、对身体、对劳动的控制。

家务劳动与中国妇女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家务劳动已经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迅速商品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输出了大量的以妇女为主的劳动力从事再生产劳动。家务劳动以商品化的方式实现了“有偿”。

而当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已经变成了中上阶层的特权,绝大多数妇女需要外出打工,面临工作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同时,在中国从事照顾性劳动的妇女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很大一部分再生产/照顾性劳动转嫁到了退休老人、留守老人的身上。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母职变得愈发神圣化、崇高化。二胎开放后,职业妇女被期待生育更多的孩子。抚育下一代劳动力的代价依然要求这些妇女一并承担。

“家务劳动有偿化”这个曾经广泛的动员了欧美妇女的号召,似乎不再能让今天的中国妇女感同身受。但是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分析并没有过时。只要关于男女的性别劳动分工还没有打破,只要社会再生产的代价依然由个人家庭以及家庭中的妇女(无论是老一辈妇女,还是雇来的家政工)承担,家务劳动依然会是当代女权运动需要面对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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