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扼杀我们的未来,我们便封锁这座城市!——2010年秋意大利大学生串联笔记

Occupied 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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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2010年大学生反紧缩抗争的盘点和分析

Submitted by sjzc on September 5, 2017

原文《If they block our future, we’ll block the city!》,Gian Luca Pittavino著 ,2010年12月发表于Edufactory(已下线)
中文译文原发表于《激流网》2017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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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组示威学生占领比萨斜塔的画面出现在BBC新闻和金融时报的首页上,在短短几小时之内便传遍全球。几天后,一个场景被人们拍摄下来:在被重重包围的议会密室中一项不受欢迎的法律正被讨论通过,而议会的外面则是遭到新生代们封锁了的国家。如今,“反常浪潮(Anomalous Wave)”运动兴起两年有余,大学生们在教育领域中已再次成为给冲突施加政治影响的力量。

最终,“吉尔米尼(Gelmini)法案”被议会表决通过,各项条文引起热议。激进组织的活动伴随议会日程在一个星期之内快速遍及到意大利的每一个城市。现在,与“浪潮”携行的不是海啸,而是许许多多小的冲击波。这些冲击波使本已摇摇欲坠的政府(在11月30日)颤抖了整整一天。

学生们进行串联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占领校园、罢课、使主要城市陷入瘫痪、封锁各大交通站点(车站、港口、机场等)、中断机构大楼的营业,并在国家纪念碑前集体静坐。

如果他们扼杀我们的未来,我们便封锁这座城市!——2010年秋意大利大学生串联笔记-激流网2010年意大利学生抗议

在他们的行动中,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和行动上加强社交联系的需求被整合了起来。抗议行动通常开始于上百人间的集会讨论,随后则如病毒般在整个社交网络上蔓延,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口头和直接的讨论。无疑,群众的交往和联合加强了抗议行动的力量。

知识殿堂中的阶级斗争

能准确把握时机、能政治性地运用网络、能快速扭转舆论导向、能整合广泛的政治话语,所有这些能力和特征都无疑表明,学生在今日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政治中最高阶级组成的代表。

众多的评论和社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政治团体和社会精英们假想的自我价值与这种力量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从《共和国报》到文化圈,甚至在野党的领袖们(尽管他们大多数都被学生所忽视)都在不经意间表露态度,似乎每个人都忽然意识到学生们的存在。学生的力量已几乎不可能被压抑下去,但他们也难以被吸收进现今的政治结构中。

如果说靠抗议运动来激发公众对学生的同情是习以为常的,那么此番涌进意大利广场的人群所带来的挑战正表明事情并非如此;人们会喜欢围绕在讨论“挽救公立大学”主题之下的那些单纯面孔,但要提出一套替代性的政治理念及制度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默许开放部分文化宫给学生住宿这一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担心:它害怕学生提出更多的要求,并恐惧围绕教育的冲突会扩大到整个社会。

这是因为,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是与那种从来就残酷而僵化的社会分层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分层似乎又是这些年轻一代改变命运唯一可能的出路。但是,这种分层正在使得进入大学也不再具有划分阶层界限的功能,它正在将部分大学的职能完全合并到面向企业的学校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学生自进入学校的第一年开始,他们就有着身处于一个巨大工厂中的体验。在这个工厂中,每一步都已被预先决定好,并且他们还不断听到外界的劝导,告诉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前途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公立学校总是以两套方式运转着:一方面它是一个社会的提升机构,另一方面它是一个面向未来工人和市民的训练机器——某种巨大的社会校准器,以保证在一个有共识的系统框架中就未来承诺进行兑换。

而伴随着金融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到来,学校的这种校准功能已经完全崩溃,现在只像一个停车场:“(你们)不再具有向上流动的可能”,资本家们对年轻一代如是说。

我们看到,隐藏在“文化神圣不可侵犯”这些口号下面的,正是知识殿堂中久久萦绕着的阶级斗争的幽灵。

欧洲视野下的“反常”意大利

这些观察促使我们进行一个更普遍的比较,并在意大利反常现象的高度上对问题做出正确解释。

首先,发生在秋季的学生串联应该被多层次的解读:从直接而又具偶然性的层面来看,它发生在议会讨论“吉尔米尼法案”的时候;从整个欧洲大陆的层面而言,它反映的是整个欧洲范围内学生串联运动的传播;在三个层面,它表明了教育领域的冲突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

众议院通过法案后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极为有趣的,它使我们看到了前一波“浪潮”中部分参加进来群体的政治活动空间。这种空间对于那些拥有短暂却又强烈的斗争经验的群体来说是比结果更加重要的。尽管在程度上未能达到此前“浪潮”那样的水平,新运动的力量却应由它在社会运动中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和激进能量来衡量。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这一短暂而又强烈的斗争,在参加者的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对社会议题宽泛的讨论让位于更直接的行动和进行干预的要求。如何影响改变、瓦解和克服敌对力量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学生们第一次直接在企业学校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罢工,有时甚至能使学校的训导和行政功能完全瘫痪。现今关于今日罢工意义的追问已经超越了社会表层,进而扰乱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稳定循环。这正是学生们封锁大都市、中断交通和通讯的原因所在。

在这个层面上,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教训已经不可或缺。

至少从2006年开始,随着反青年工人第一工作合同运动的出现,贯穿教育领域的斗争已经在每一个意义上都上升到质疑劳动法规的冲突。自那以后,这些斗争几乎是在每一个欧洲国家每年一次地轮番上演,在西欧(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奥地利,以及现在的英国)更加突出,在新加入的国家(如立陶宛和捷克)中影响稍弱,但依旧意义深远。所有这些运动的细节和共同特性都指向一个重大的斗争目标——反对“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而仅在十年前,欧盟的成立便预见了这个大陆将要实现的高等教育均质化。

当一个人谈到均质化和标准化时,他心里预期的是减少差异(减少已经固化的教育资源的差异)。然而,这种能让事情变得更好的均质并没有发生。为了维持令人生厌的“欧洲参数”,博洛尼亚进程直接表现出来的是教育和研究经费的削减。在更深的层面上,它试图将教育的目标重新定位为培养高风险、高流动性并具备企业要求的职业素养的工人。

过去整整五年欧洲学生的抗争应该被解释为这一进程的停滞和失败。

如果我们看看爱尔兰今日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发现博洛尼亚进程究竟伴随着欧盟(一个金钱至上的联盟)的失败而失败到了何种程度。

此外,这次抗争(以及所有其他欧洲内外涉及教育领域的抗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应该从它和金融机构的直接联系来考察。

吉尔米尼改革的倾向是将教育成本从公共开支完全转移到学生个人身上,通过“债务”机制,学生将不得不先和银行打交道才能入校和上课。抵押自己的未来已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多年来的一个常态。去年美国学生们和今年秋天英国学生们群起反抗的正是这种机制的强化。由吉尔米尼、特雷蒙蒂和萨科尼等人设计的大学改革正往这个方向发展,只是多了一些可以调动更多资源的意大利特质。尽管地方各异、程度有别,但追踪这些运动的线索对于理解我们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将以什么为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对过去几年的观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答案:学生运动从根本上是新颖的,而且也是当下唯一能够组织起来对全球金融危机有所反应的事物。

“浪潮”的遗产:前方的路和未解的问题

在考察了学生运动这一新颖、多维、充满不确定性又在当下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光芒之后,在眺望远方前比较一下之前围绕教育问题而出现的串联运动是有益的。

2008年秋席卷每一所大学的浪潮运动,为意大利这片沼泽地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我们不会为危机买单”的口号,提供了一个对于现今状况的细心解读,并为即将到来的斗争提供了政治方案。从激进的行动主题和学生们的立场来看,危机是一个爆发点。

正如许多人已经强调的那样,这次运动的重要性不能被局限于它是否成功地阻止了改革。应当说,它是聚合那些由新的社会力量提供的新元素的一种方式。这次斗争的结果也促使我们做同样的思考,当然,新斗争较之以往斗争的差别已经显露了出来。

关于“浪潮”的主流话语描绘了大学生们在学校中普遍受到前述改革影响的情况。而教区牧师、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如果忽略阶级、权力和角色的物质条件的话——似乎都是在同一条船上的。

这一被利用的弱点,在学生不断从教授和大学精英那里寻求支持的执念中得到确认。仿佛没有他们的支持,运动的声音便不够强大一样。今天的运动多半都没有这种“支持”,它甚至从未寻求这种“支持”,而以前的记忆仍然是鲜活生动的。

这种始终内在于教育界的矛盾,以一种浓缩的形式进入到了研究人员们的斗争中,他们示威并拒绝承担大学为企业强加给他们的超额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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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的经典时刻发生在该学年伊始,博洛尼亚校长威胁要换掉所有抗拒超额任务的研究人员。许多人谈到了“马尔乔内模型”被运用于大学。在一个访谈中,一个来自博洛尼亚的研究人员反对这种描述,他更愿谈论“责任感”对于公立大学未来命运的作用。在学校里,双方的冲突被表述为局部利益在整体利益之中突然崛起。

在团结成阶级和继续留在企业之间,意大利的研究人员们选择了后者,这在短期来看是更加轻松的,但终究而言是个失败的策略。正如这次运动和它之前的“浪潮”所已证明的那样,唯有学生才具备足以颠覆大学内部整个权力关系的人数和能力。研究人员虽然在企业大学中占据中心角色,但在战略上,他们必须知道应该立即与学生结成政治联盟,从而放弃任何与大学精英们进行合作的幻想。

下一步:将抗议普遍化

只是在大学的部门中对冲突主题进行政治性地重组是不够的。如果,像我们暗示的那样,最后几年的事态见证了整个欧洲层面的学生运动之间相互激励的良性循环,我们期待欧洲也能逐渐理解这种普遍化的进程,以及这些事态当中展现出来的社会冲突的横向特征。

在法国,我们首次目睹了只允许主流媒体报导学生示威的狡猾限制被打破。是的,社会斗争提供了时机,因为这些斗争有着更大的影响范围,并对就业和福利体制作出空前的抨击。但重要的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们正在封锁那些阻碍着他们前进的体系和街道……所有人斗争反对一项退休制度改革!这一姿态具有直接的政治性,它可以打破用来分割和控制抗争行动的社会与代际区分的藩篱。

这意味着要继续走一条双轨且同步的路:从大学里走出来的这种社会化斗争,正在促使行动起来的一切力量反抗危机。那些总是被少数先锋派实践的东西,在未来应该被确立为全社会所有学生的普遍条件。如果说学生确实是首先起来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力量的话,那么他们显然在意大利或别的地方就不能单独行动。因此,如何使经常性的斗争继续和强化,如何使斗争之间能进行有效的传递和连结,已经成为我们接下来几个月中所要解决的主要目标。

此刻,意大利学生们正面临着几个重要的截止日期:参议院讨论的那部法案,以及将12月14日作为动员起来反对贝鲁斯科尼政府的国家日。这两个时机都将继续充满着这样的号召——意大利主要联盟(CGIL)的综合性斗争。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大胆地说,这些重要的时刻是不可能被埋没的:1)这是不断从内部破坏改革进行所必需做的工作;2)这是为即将到来的斗争所进行的准备和组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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