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罢工？

原文：“Whose strike?” ，Ultra-com.org，2014年
中文翻译：工人自习室 ——“学习自我组织的自修室，为工人抗争而准备的知识库和武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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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本身

今年11月是纽约快餐工人罢工一周年纪念，从那时开始了一轮全国范围内的“一天”罢工和公开示威。纽约第一次行动之后，紧接着就是2013年春的第二次行动，期间类似的罢工席卷了芝加哥、密尔沃基、圣路易斯、华盛顿、底特律和西雅图。今年八月早些时候，纽约工人举行了第三次罢工，并得到了其他城市的大规模响应。
　　
每一次大的行动都是由受雇于“快餐前进”和“西雅图好工作”等类似团体的受薪的组织者发起和推动的。这些团体都由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资助。在每一家店里，这些受薪组织者都会找出少数一些感兴趣的积极工人，以此作为组织工作的起点。然后这些工人会参加一些大型会议，他们自己也会负责把自己店里的其他工人拉进来。在2012年沃尔玛发生的食品和商业工人工会（UFCW）支持的“黑色星期五罢工”中，很明显可以看到相似的方法。尽管这些罢工由那些受薪组织者所鼓动，但与通常由工会推动的罢工相比，这些罢工本身却包含了工人异乎寻常的参与和投入。

从全局来看，这些罢工标志着一种转变，迥然不同于通常只喊口号却毫无结果的合同谈判。这种谈判是源于二战后反共高潮缓和时期的工会的久经考验的标志。那种工会几乎已经绝种，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多数是服务业）工会，这些工会现在正在回到罢工优先策略，回到团结纠察线以及通行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这些做法常常把他们带到法律灰色地带，在机会大增的同时，也使他们的策略变得模糊。

尽管这些罢工背后的力量有其保守性，但是最近数量激增的饮食行业工人的罢工还是揭示了来自底层的低薪且工作不稳定的服务业工人中的巨大的愤怒，引起了初步的关注。这些服务业工人是美国工人阶级中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恰恰由于工会公开介入，许多激进分子便对最近的罢工避而远之。除了机会主义势力，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行动中介入的程度，都达不到在占领运动中的介入程度，甚至达不到最近在码头工人斗争中的介入程度。

换句话说，美国的几个大工会现在为了各自的生存，被迫放弃了全面休战的策略，鼓动工人采取一定程度的直接行动。这是新兴的“战斗性改良主义”的主要推动力，希望能利用占领运动的经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工作场所之外，美国南部的民主党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所运用的非对抗性公民不服从的复兴。

尽管如此，激进分子对这种行动并无兴趣，说起来，好像与这些保守力量简单合作就会毁掉自己似的。这样做，我们很有可能会失去介入的机会，像介入正在崛起的码头工人斗争的机会——这个斗争更直接地把处于美国种族和阶级最底层的人们卷了进来。

风险工团主义

这些工会支持的运动很容易稍纵即逝，因为它们表现出在任何一种单一议题的运动中都很常见的许多相同的缺陷。事实上更糟的是，这些要求既受到国家也受到公司的攻击，罢工明显成了政治游说和改良主义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陪衬——例如，有些城市的法律有反对拖欠克扣工资[1]的规定，他们要求为这些城市配备专门的执法警察。

为《产业工人》杂志[2]撰稿的内特·霍恩，把这些行动的特点归纳为“风险工团主义”。霍恩解释说，风险工团主义是：

以风险资本主义的名称命名的。风投公司贷款给一些刚成立的商业公司，这些公司缺乏资金，存在很高的失败风险，但同时又有巨大的潜力。这笔资金对一家刚成立的公司来说是很大一笔钱，但是对金融公司来说却微不足道。风险工团主义是它的工会版本，那些有钱的主流工会用这种方式资助那种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而无法亲自实施的对抗性更强的行动。

然而，霍恩指出，罢工和团结纠察线有着内在的不足。这个策略本身依据的是《复兴罢工》一书中的乔·伯恩的观点。该策略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扩大工会组织。

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霍恩阐明了这种困境：

我们应该欢迎战斗性的增长，但是，那些在风险工团主义运动中发号施令的人，他们可能会成为保卫旧社会的力量，反对从旧社会的灰烬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对此，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必须牢记，不是所有的斗争都有助于终结资本主义，战斗性和激进主义也是两码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激进分子应该回避这些斗争。风险工团主义运动有其固有的风险。那些大工会支持它的唯一的原因是，不断萎缩的入会率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从上面来看，罢工有被国家大规模镇压的风险，因为罢工可能违反了塔夫脱-哈特莱法和其他反工人的法律。从下面来看，罢工有引爆工人叛乱的风险——这种叛乱不那么容易被NGO、正式工会或者已经被驯化的“社会运动”的条条框框所束缚。

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他们在使用这种策略时一直拼命避免与警察的对抗性接触——尽管这种对抗在最近其他的工人行动中已经变得很常见了，例如占领关闭港口和国际码头及仓库工会（ILWU）在朗维尤的反抗。

霍恩认为，激进分子在这些罢工中至少应该发挥一些有限的作用。既然它们需要有人自愿承担带头的风险，而不是只注重短期利益，激进分子就可以去主动担任这些职务。假如“我们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要去做”，那就应该参与，目的是“获取技巧、经验、自信，建立联系，以便我们最终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工会化呢，还是公关？

在另一篇由杰拉德·沙纳汉就此问题所写的文章中，描绘了一幅更不乐观的画面。

沙纳汉认为，“问题是，一次成功的工会运动的动力是来自工人自身的，”这等于说，这场运动不是源自工人，将不会是一次“成功的工会运动”。相反，“快餐前进”和其他城市中的类似团体被他描绘成：把工人赶进了“一个公关运动”的“畜栏”里。

沙纳汉观察了最近的NYC罢工，系统地指出了运动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其中着重指出：

整个的工会广场示威活动是“快餐前进”小心策划的，由穿着桔黄色马甲的工会32BJ地方分会的主持者带头喊口号，指挥游行队伍（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在人行道上行进），与警察一道保持所有人安分守己……

当游行队伍走到一家麦当劳时，警察试图将人群推开，人群中有人推了回去，大叫“你真不要脸！”。人群活跃起来了。富兰克林径直指着警察叫骂，其他人把金属路障朝警官推了回去。突然，一个32BJ分会的主持者，一个高大的留着络腮胡、一直与警察保持近距离联络的白人，站到人群和警察之间，用身体把队伍推了回去，高喊“我们都知道我们之所以来这里的真正原因……靠七块两毛五你根本无法生活！”另一个穿着桔黄色马甲的高大的男人守在麦当劳门口，握紧拳头，确保没人能闯进去。

虽然这里的问题很明显，但这个场景本身完全不足以反映每个城市的这一运动。例如在西雅图，第一次饮食行业工人罢工虽然是按照一个笼统计划和松散的指导方针组织的，但也容许很多自发的行动。当天行动开始的时候，一小队工人脱离了议会山的大队群众，向市中心去了（没有领队组织者的许可或建议），他们关停了另外三家地铁商店，正在当班的工人走出来加入了罢工。直到几个小时之后，这些工人再次出现了，人数增加了一倍，而这些组织者之前甚至不知道那些工人去哪里了。

同样地，在西雅图，当天行动结束的时候，人们并没有被拦在店铺外头，有100多人冲进了一家麦当劳——人太多了，以至警察不得不使用汽车用餐通道跟店经理说话，经理强迫本店员工都躲到后面的储藏室里去。很明显，这跟沙纳汉在最近纽约的多数行动中所看到的那种受控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最终的受控表现只是把占领了的地方让回给经理和警察。即使在彼时彼地长时间地占领不太可能，但是完全有可能在店中间搞一次闪电集会，看看是不是有谁退缩止步了。但是，从没有人把这种想法提出来，工会也并没有被迫要在它自己吹毛求疵的守法要求和工人自己的更有战斗性的要求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不过，说到底，这些行动表现出多少战斗性根本无关紧要。战斗性改良主义仍然是改良主义，而最重要的冲突——与国家的直接对抗，坚持占领工人控制的地方——仍然被主动回避。

沙纳汉正确地指出，这些运动的风险就在于，其最后结果不比公关运动来得强，但是他给出的提议也好不了多少。他提出用扩大工会组织代替公关，他指责运动没有按照从店到店的方法开展，在每家店里取得多数人支持，然后号召罢工。简言之，他声称运动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遵循“传统”的工会组织方式——尽管这种“风险工团主义”正是对那种传统模式的可耻失败的反应。

占66%的底层工人

为了理解沙纳汉的方案之不合时宜，我们得看一看劳动力的实际构成及其物质基础。

保守媒体上常见的陈词滥调就是，快餐类的工作是以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为主的——据说他们正在向“创造阶层”的职业生涯晋升，最终会去从事科学、工程、设计、管理等工作。然而，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压根没这回事。四分之三的低薪工人是20岁以上的成年人。能够领到法定最低工资的工人的平均年龄是32岁，他们成为劳动力的时间平均是14年，而且，更重要的是，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中只有9.3%的人是青少年。

这意味着，尽管有关青少年工人的神话显然不是真的，但是，很明显低薪工作有世代因素。大部分从事低薪工作的是千禧一代（还有X世代末尾出生的那一代人）——这代人是大萧条之后最穷的一代人，面临最高水平的债务，最昂贵的住房、医疗和教育市场，全球环境崩溃，国家监视的大规模增长，日常生活中的警察暴力，与此相伴的是，旧式福利国家几乎被剥夺无遗，而这原本有助于缓和衰退的冲击。

总之，这些工人靠近美国劳动力金字塔的底部。传统的工人阶级受雇于制造业或者资源开采行业，其社会地位随着产量的增长以及工厂迁往海外而下降。这个国家的工人，只要没有被丢进监狱，不是无家可归，不是长期失业的，其中大部分都涌入低薪的服务业工作。工人阶级中的这部分服务业工人，总数超过6000万，约为劳动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再把坐牢的、失业的和被取代的那些人算上，总数达到三分之二，或者66%。

尽管快餐业的工作在服务业中垫底（依然包括一些高薪职位），但它们也是劳动力市场增长最快的部分，2010年以来增长了11%，远超过同一时期5%的全国新增工作岗位比例。与这种工作岗位增长相伴的，是建筑、修理、运输和制造业的“传统”工人阶级的工作转移到南部和西南部的廉价劳动力地区。

所有这一切说明，在服务业中做组织工作，特别是饮食行业，不是一种单一议题运动，即便工会把它描绘成了那样。相反，它是沿着美国资本主义的一条主要的结构性断层进行的组织工作——饮食服务业是明显可见的一条植根于正在地底酝酿的巨大的结构性危机的裂缝。

也许更重要的是，饮食服务业还与其他一些大断层交叉在一起——尤其是经济对廉价移民劳动力的依赖（这些廉价劳动力主要是来自海外的、处于帝国主义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地区的难民），通过警察、监狱、经济紧缩以及像乔治·齐默尔曼[3]这种附属的协警来不断增强的反黑人的种族主义，青年、白人、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向下流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能成为“中产阶级了”，最后，是伴随着生态环境崩溃的食物系统的大崩溃。

尽管如此，“中产阶级”这一意识形态依然稳固。占领运动常常受到那种公正逻辑的支配——把“邪恶的”金融跟健康的黄金时代经济作为对立，后者建立在战后工会化了的制造业的基础上。在一座又一座城市，占领运动逐渐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激进派谋求系统性的变革，而民粹派（99%）认为，99%的政治含义就是要切除掉毒害着本来可以很好的系统的那个道德败坏的“坏苹果”。

双方都没能有效地凝聚或者保卫运动的力量。运动先是受到警察的镇压，然后又在自身内部的压力下瓦解了。尽管注意到这种失败，但是像SEIU（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一类的组织仍在企图把剩余的精力用来仿效，确保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始至终维持主导地位。在很多城市，SEIU工会的运动受到占领运动中同一帮自由派的领导，或是大力协助，他们给运动带来了同样的有害做法——与警察谈判，宗教性的非暴力，致力于向“中产”而不是向底层阶级呼吁，搞选举游说，而且还公开谴责任何反对这些做法的人（包括工人）。

尽管最近的快餐业罢工从物质基础上来说更多地属于底层66%的运动，而不是虚构的99%的运动，但是那种民粹派的观点不管是在SEIU工会内部还是外部都很常见——很多人希望这些罢工能开始扭转由里根和布什之流的坏的领导人所开启的恶性循环（在他们看来）。这些希望通常被描绘成新凯恩斯主义刺激计划的带着幻想的狂热之梦，这些经济计划由救世主式的三人执政团队（克鲁格曼、贝克和斯蒂格利茨）来开启。这三人拼合成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卓越精神的画像，能够一劳永逸地让资本主义踏上没有痛苦、没有冲突和彻底良性循环的童话般的旅程。

但是，在自由主义的白日梦之外，甚至连沙纳汉的更有力的批判都似乎陷进了同一个99%主义的陷阱，明确地要把对本世纪中叶的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线才有效的工人组织形式，运用到服务业经济爆炸的时代。这时代的底层66%的大部分，如果没有坐牢或失业，就只能被迫在支离破碎并散布在大城市各处的小店里做着不稳定的临时工作。靠每家店的多数人来选举的工会模式，在有着集中化的工业中心的时代能发挥作用，这些工业中心有相对稳定的劳动力。它们对今天大多数美国工人已经无效，当然对服务业也不会有效了。

然而，恰恰是这种传统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的模式成了99%主义者的偶像——从它产生的背景中割裂出来的一个历史的、特定的工人组织的象征，被高高举起，用来遮挡活生生的现实投射过来的往往让人目眩的光，用偶像本身的影子代替现实。沙纳汉紧跟99%主义者（就算对凯恩斯主义没有幻想），徒劳地追逐偶像的影子，无视正在他眼前发生的事情。就像俗话说的，这是纯理论的东西。

在早期的“持卡”会员制工会主义的模式中，可以找到更切近现实的组织结构。这种模式不管店里支持工会的雇员是多数还是少数，都吸收为会员，并且在每一个工作场所都尽力维持工会会员的数量。早年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就是这种工会主义的传统范例——这个模式是为分散在城市、田野和森林里的中小型工作场所中的那些劳动力设计的。他们居无定所，常做临时工，大半是无证非法的，工作高度不稳定。这种模式的核心要素对当今时代更有意义，这并不是因为它普遍“适用”，而仅仅是因为，与战后繁荣起来的充分就业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经济不同，今天的服务业导向的劳动力结构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农业／资源开采为主的经济在关键特征上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征服面包

但是，仅仅提出一个“更好”的工会组织形式还不够，因为这个领域绝不是中立的。任何想要公开提出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尝试，都会立刻被SEIU工会吸收进它的系统中。这个系统有时间和资源来战胜少数的激进工人。最糟的是，这种提议可能以一种十足改良主义导向、受SEIU控制的工团主义的工会告终，它有足够的耐力阻止工人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

所有这些都存在于一个大的框架里，包括种族、性别、再生产劳动力和剩余人口，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一一展开。会有专文就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暂时来讲，为参与现存的饮食行业的罢工提供一些实际的方法和目标，要更有用一些。

霍恩建议激进分子最低限度地参与这些斗争，目标是获得技巧、建立关系，积累经验，以便不久能够在激进基础上发起自己的运动。这意味着自愿去承担某些较有风险的职位，让自己处于行动的更富于斗争性部分的核心，假如顺利的话，就在工人当中建立起独立的联络网。

这是一个悲观的方法，它假定很少或没有可能逃脱SEIU工会的监视——尽管在类似的工会的眼皮底下，已经有类似的不受控制的工人反抗被激发起来（例如码头工人的斗争）。照这种推论，为了将来能够发起自己的运动，激进分子对当前罢工和街头行动的潜力就不要费心了。

一方面，霍恩说的都对，他的建议应该成为应用于饮食行业罢工的激进方法的组成部分。但还远远不够，它把进一步激发当前在街头同警察（包括工会警察）对峙的成百上千工人的可能性抛到了脑后。那些警察是为公司效劳、保护公司店面的。

那么，当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实际的事情，将来又能争取什么？根据迄今为止的饮食行业罢工的内部经验，这里列出一份尚不完整的清单：

1、鼓动、调查，并且在工人中直接建立网络

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但是让人吃惊的是，实际上很多激进分子在参与运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更常见的做法，仅仅是到现场观察那些行动，做基本的团结表示，但几乎没有在工人当中做讨论、调查或进行鼓动。鼓动也应当远不止于“意识提升”，并且不应采取“激进分子对无产者”的单向教育形式，而要采取互动交流的形式，激进分子在工人中了解情况，同时把自己对事件的了解提供给工人。这使我们能获得经验教训，知道人们到底处于什么状态，也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比SEIU工会提出的更激进的问题和分析。

这也可能包括促进建立工人与工人当面交流的会议，以及其他不在SEIU工会控制范围内的组织形式（例如电邮录，通讯录）。顺利的话，通过这种计划，更多的激进分子可以在不被工会监视的情况下，跟工人建立直接的联系。

2、在组织者中进行鼓动

这是霍恩没有讨论到的一个方面，但是看起来这是他的推理自然而然导致的。如果我们打算按照他建议的那样参与运动（不论是以工人、志愿者还是组织者的身份），在SEIU工会雇佣的组织者中间进行鼓动也应该成为一个目标。这不只是因为他们常常被工会压榨（超长的工作时间，无加班费，有严格的人手限制，等等），还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被这个工作吸引，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更加激进变革的思想——而且可能对工会的保守做法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这些组织者经常是从大学或社区组织中被招募来的，他们常常已经得出了至少是潜在的激进结论，而且许多人公开对帮助组织更有革命意图的运动感兴趣。如果投入运动的资金用完了，他们可能会被全体解雇。

3、做好准备应对工会放弃（工人）

SEIU工会将不可避免地放弃工人。放弃会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层次上发生，未必是突然的一次性大“背叛”。随着时间的进展，工会先是表现出无力处理工人提出的小问题——工会不是靠组织直接和正式的纠察行动来要回未付的加班费、被克扣的工资等等，而是要就这些问题搞出一个公关运动，试图让政府收拾某个有特许经营权的老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做法用处不大，或者根本没用，工人则会被晾在一旁。

激进分子可以在此时介入，通过当地的团结网络提供帮助。如果当地没有这种网络，就新建一个。这可以给工人赢得一些小收获，同时不放弃争取主要的诉求，还可以吸引工人参与这些具有直接行动和互助性质的激进组织。

工会放弃之后，常常会给战斗性策略开辟新的机会。工会平时会派出自己的警察去温和地压制（倘若失效，守在旁边的真正的警察就会强行压制），现在则会减少。以西雅图最早卷入罢工的一家快餐店为例，它在第一次罢工后的一两个月内关门了。关店跟罢工关系极小（罢工之前该地区就出现了行业性的倒闭潮），但仍然是对该店工人的攻击——所有的工人都被解雇，只提前24-48小时通知，按照最近一次的工资额（不是正常工作时间下的收入）给了一些零碎的补偿。在商店关门的当天，激进分子组织了一次短暂的占领行动（没有提前通知SEIU工会，也没有得到它的准许），要求提高补偿，或者干脆不提任何要求。不幸的是，因为是临时通知（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又缺乏其他激进分子的参与，认为自己能通过这个行动得到足够帮助的工人也不够多，所以占领行动被取消了。

4、为无证移民工人[4]而团结起来

同样地，一旦无证的移民工人因为进行组织而遭到美国移民局的突击搜捕并驱逐出境（就像2006年五一节非正式总罢工之后的那种情况），工会也不可能有动力和能力去保护他们。呼吁落实反克扣工资法律的行动经常会搁浅，因为实际上，最恶劣的工资克扣都是发生在无证移民身上，这些人不能到市劳工局去提出正式的申诉。工会向市政府请愿的时候，对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则绝口不提。工会最多口头上支持一下奥巴马所推动的可怜的“移民改革”——这个“改革”最终只是进一步阻挠移民工人采取直接行动。他们会害怕自己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失去成为市民的任何

为了非法移民的激进团结，有很多形式可以采用。首先，无证工人在街头行动中比其他人面临更多的风险——这里的关键是反逮捕策略，还有用于自卫的“黑块”战术[5]，等等。如果警察决定进攻——即使是非暴力、部分谈妥了的游行，也经常遭到他们的进攻——工会提供不了有效的保护。同样，对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团结网络的结构也可以用于对付驱逐，就像在西雅图的那个叫作“你说谁是违法的？”的反驱逐网络，有时候一些像Casa Latina[6]和“工人防卫计划”这样的温和的非政府组织也已经开始填补这个空白。

考虑到下一条建议，发展这条建议中的方法尤其重要。

5、推动更具战斗性的策略

最基本地，这意味着把工人与警察的冲突公之于众——指出警察并非 “也是工人”，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这代表富人，旨在保护那些每天盗窃我们工资的同样的大公司的财产。揭露这个事实的作用，包括了破坏工会警察在大伙和警察（其任务是，如有必要就进行强制）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能力，而且最好能得到工人的支持。

记住，这些工人中的大部分人出身的种族和阶级背景可以让他们完全明白警察的真实角色，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对自己的家庭、住所和社区施加的十足的强制性暴力。这里的问题仅仅是把软趴趴的工会海绵从工人和警察中间抽掉。

同样，激进分子可以帮助（在工人的协助下）推进更有战斗性的策略，封锁和占领。在工会提议不能在店门前拉纠察线的地方（甚至不能以纠察队形行进），我们就应该推动建立纠察线，而且是强有力的纠察线。在工会号召大伙占领麦当劳门前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应该推动大家到店内去占领。当工会试图组织有市长和市议员参加的讨论会时，我们应该利用自己的网络发起一次工人对讨论会的抵制行动——或是一场愤怒的工人干预行动。

这也意味着（通过我们的有效干预）使所提的要求的性质和基础激进化——推动运动超出15美元时薪的范围，提出更系统的批判：我们被偷走的时间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把它抢回来。这不是说一定要使运动跟争取15美元时薪和组织权力的具体要求一刀两断，而是要保证运动永远不会自限于这些东西。

6、开启我们自己的运动

既然运动已得到一种全国性的反响，对激进分子来说，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会的倡导之外，独立地把工人组织起来。在那些还没有很强大的SEIU工会撑腰的组织委员会的城市，可能性就更大了——尽管往后参与SEIU工会的城市有可能会不断增加。

总之，要保证投入大量的资源，过程也将是漫长的，但是，在一两个社区里，少数一些店员完全有可能取得类似性质的一些小罢工的胜利。就整个西雅图市来说，SEIU工会有8到10个基层组织者，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还有很多从事协作、法律和研究的人员作为他们的后援。即便去掉后援人员，激进分子也将面临重大的责任。假如进展顺利，工人们开始自己承担更多的组织工作，但这个过程依旧是缓慢的，何况有限的时间和生活条件极大地限制了贫困工人的参与程度，不管他们有多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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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直接地说：我们应该在这个运动中谋求的是双重分化——SEIU工会的利益开始跟它所雇佣并过度压榨的、身处中层的组织者的利益发生明显的冲突，也跟无法控制的底层工人的力量起冲突。这种双重的分化将会迫使工会关于自身的官方辞令破产——当面临着要在自己还是工人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它将最终选择自己。组织者将会被迫面临同样的选择，尽管他们并不那么进退两难，他们一定会选择站在工人一边（尤其是他们担心无论如何会被解雇的话）。

然后，在每个阶段上，我们都应该把握时机，促使在工会问题上摊牌。这意味着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要尽可能把事情推到“过头”的地步，坚持刺激工会离开让它感到安逸的环境，打破它把工人的愤怒引向选举游说路线的企图——同时建立起独立的工人之间的地下联络网，这样，一旦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赤裸裸的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将来行动的某些基础。

在这里对前景的冷静分析，揭示出力量（和任务之间）的极不相称，揭示出在我们试图建立起足以同时对抗公司、警察、政客和工会的、协调一致的力量时所面临的巨大障碍。目前我们最多能够希望从这些一天罢工中建立新的联系，一个像样的可用的工人联络网，以及从被SEIU工会压榨的员工当中挖来一些新的、有经验的激进组织者。

同时，总有机会促使目前这些有限的斗争取得更大突破。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让低劣的实用主义使我们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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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克扣工资：原文是wage theft，即“盗窃工资”，指的是雇主利用各种手段（往往是非法的）剥夺工人本应得到的工资，比如少付和不付加班费、不让员工有工休时间或者工休时间不计工资、要求员工在收工打卡以后继续留下来完成整理检查和清洁之类的工作；等等。
[2] 《产业工人》杂志（Industrial Worker）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出版的一份季刊。
[3]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2012年是一名佛罗里达协警，在居民区巡逻时，认定手无寸铁的17岁黑人少年特雷翁•马丁“形迹可疑”并将其射杀，2013年7月被判无罪，在众多城市引发集体抗议。
[4]无证移民（the undocumented）：即没有取得合法居住身份的移民，官方称为“非法移民”。维护移民权益的相关组织则发起“没有人是非法的”运动作为应对。
[5] “黑块”战术（black bloc）：中文又译为“黑盟”、“黑色方阵”等。原系一种游行策略，游行者都穿上黑衣，黑鞋，戴上滑雪帽。有的甚至带上盾牌和棍杖。黑色装扮的目的，既可以避免被警察辨认和抓捕定罪，还有利于制造团结一致的景象。参与者通常是有着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及革命性的抗争者。
[6] Casa Latina：一家以服务拉美裔移民和难民为主的非政府组织。